編者按
現在,國際上流行通過跨國并購的投資方式,大約占到了80％至90％。如今,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并購的高潮時期,隨著規模的擴大,進入產業的延伸,在全球市場日漸融和的背景下,并購——很可能就是每位中國的企業家下一步不得不面對的一個課題,尤其是跨國并購。
世界并購當前呈現出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一些特征。 并購已經成為跨國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跨國并購的單體并購規模越來越大。并購顯現出主體多元化趨勢,具體目標和功能也日趨多元化,主要以橫向并購為主,分布行業較廣,投機色彩明顯消退。同時,跨國并購咨詢服務業的金融化、國際化對跨國并購的推動作用曰趨明顯。隨著并購行為的成熟,其不再是簡單的擴大規模,而是實現了企業擴張和剝離“消腫”的雙向發展。
著名經濟法學專家吳慶寶為農資企業并購指點江山———
國內法律尚有缺失國際投資擇地為要
去年底，本報主辦的“第四屆農資發展論壇”提出了開啟農企大企業時代的命題，這在中國農資行業引發了高度關注。因為這個命題切中了行業發行的關鍵環節，是目前行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正在面對的問題。“開啟農資大企業時代”的一個最重要路徑在于企業間的整合。在幾年農資行業整合過程中涌現出不少成功案例。比如，云天化通過整合云磷等企業之后一躍成為磷礦和磷復肥行業的“老大”；晉煤集團借助自身的優質塊煤資源優勢，對各地廣泛分布的化肥企業進行上下游整合，取得很大成功；甕福、開磷等資源型企業圍繞磷化工實施產業鏈整合和上下游延伸；還有山東的一些民營企業如金正大、史丹利等利用貼近消費市場的優勢展開整合擴張，等等。當然，近些年也有一些企業重組整合的結果并不令人滿意。
農資行業在不斷地就整合問題進行探索、研究與反思。農資行業在這方面遇到的問題不僅是一個行業的問題，它帶有相當的普遍性，是與中國宏觀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的。研究并嘗試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是幾家農資企業和一個農資行業力所能及的。它涉及到全球市場、法律法規、國際關系等諸多問題。尤其是中國農資企業在整合中的投資與并購操作，與全球性公司的運作相比較，還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法學教授、原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審判長吳慶寶受邀在第四屆農資發展論壇就中國企業的并購問題，從法律角度進行了專業分析，并結合企業的實際案例進行了評點。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內與投資并購相關的法律法規存在一定缺失，對守法企業保護不足，對違規企業懲罰不夠。而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并購實踐中，還必須研究投資地的法律法規、政治環境和兩國關系等重要因素。
并購法規尚不完善
吳慶寶認為，有關公司并購的法律規定散見于民法通則、合同法、行政許可法、證券法、金融法及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規章與規范性文件對中國農資企業并購的規范較分散，協調性差，甚至存在自相矛盾和法律沖突的地方。國內的法律在對中國企業并購行為的規范管理中，存在一些漏洞。主要表現如下：
——缺乏一部綜合調控公司并購活動的法律或法規。
——對反收購制度缺乏明文規定。
——公司并購的行政審批與執法部門不統一。
——中介機構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吳慶寶表示，中國農資企業的并購實踐啟動較晚。根據以上問題，公司并購應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制宣傳教育、普及法律的各個環節上予以重視和解決。一是從立法層面要盡快制定公司并購法，改變法出多門的情況；二是要適當限制反收購措施，即鑒于目前公司收購取得較大進步的狀況，公司并購法應明文規定，目標公司進行反收購時，未經股東大會同意，不得隨意采取反收購措施；三是公司并購的行政許可與行政執法應該由專門機構統籌；四是最好增加法院受理公司并購案件的種類；五是需補充受害者強制收購制度；六是要適當發展公司收購的中介機構。
國際并購先學規則
近年來，農資行業的大企業也紛紛走出國門尋求發展，比如中國企業先后在老撾、加拿大、剛果（布）等國家建立了多個海外鉀肥基地，云天化、四川開元等多家企業都在進行海外投資并購實踐。他們有的在海外并購，有的在海外經營。有相當一批優秀的企業憑借自己的實力和努力在海外取得了成功，為國家作出了貢獻，也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命運多舛，問題不斷，甚或失敗，歸結于對海外的法律環境不太熟悉。作為企業老總、作為國資監管部門，應當如何面對這一現實，在法律制度層面又應當做些什么呢？
吳慶寶表示，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并購面臨著許多風險，有政治風險、商業風險、文化風險，但最大的風險是法律風險。一些企業在對海外法律制度不了解的情況下走出去，對海外的法律環境一無所知，就在海外投資、經營、上市。他們把國內“可行的”習慣做法搬到海外，結果發現這套中國式的投資經營理念與海外的法律環境格格不入。有的企業在海外上市后，也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比較嚴重，影響了中國企業在海外證券市場的整體形象。由于對海外并購法律制度的不熟悉和文化環境的差異，這些企業為海外投資并購支付了巨大的成本。
吳慶寶表示，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資本流動愈來愈快速的國際經濟競爭環境下，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的戰略無疑是一條明智之路，但從法律角度來說，企業要實施“走出去”戰略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對于所有“走出去”的企業來說，應該熟悉國際規則，懂得國際慣例，特別應該了解和研究投資經營所在國當地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在海外上市和項目投資過程中尤其應注意事前的法律論證工作，做到規范投資，科學決策，防范和規避法律風險。
嚴格按照海外資本市場規則行事，不存僥幸和蒙事心理，對法律有敬畏之心，要知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海外投資要選地區
近年來，隨著海外經濟利益持續拓展，中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年均增幅達70%以上，其中比重最大和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資源和能源領域的投資。然而，資源能源投資的特點使得投資企業在東道國進行的投資活動面臨著相對其他投資更多的風險和障礙。去年9月，國內某集團在朝的礦產項目投資數億元后，朝單方面撕毀合同，致使該集團遭受重大經濟損失。一時間以“中企投資朝鮮礦產屢被套”為標題的消息在網上隨處可見。
吳慶寶表示，資源能源投資具有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等特點，這些都使得資源能源投資與一般投資相比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同時，中國主要資源能源投資區的市場大多尚欠完善，法律環境亟待改進，政治不夠穩定，這些都構成中國企業進行海外資源能源投資的種種障礙。
從投資區域角度來看，目前大洋洲區域的法律環境相對較好，其次是東南亞，再次是拉美、非洲，最不理想的是中亞、俄羅斯投資區域。就區域具體特征而言，在大洋洲的中國投資比較容易受到國民待遇、匯率波動和環保問題的影響。在東南亞的投資享受東道國充分保障和保護的情況欠佳，同時匯率波動、環境保護以及官員腐敗問題對投資的不利影響較大。
吳慶寶告訴記者，中亞、俄羅斯投資區政治風險發生的程度相對較高，東道國為投資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欠佳，該區域的投資者應多留意國有化措施、國際間財產轉移困難以及法制環境欠佳對投資帶來較大的不利影響。在非洲投資區，政府違反投資合同、匯率波動、司法不公和官員腐敗是對中國投資產生不利影響較多的法律問題。而拉丁美洲投資區中對中國投資影響較大的是政治動亂、匯率波動和官員腐敗三個方面的法律問題，投資者需要根據投資所在的不同區域對這些法律問題給予有針對性的關注。
相關調查還顯示，中國投資在遭遇困難時往往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就海外投資保障方式而言，領事保護被認為是目前最為有效的安全保障方式，但投資合同以及國際條約的保護作用也正日漸彰顯。在投資促進方式上，雙邊投資條約已成為最受中國投資者期待的促進中國海外投資的措施。此外，海外投資擔保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已逐漸凸顯，已經超過了對財政稅收激勵措施和外交領事保護的期待。這些都表明中國對外投資者對國際投資法律保護的需求正日趨強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