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農技推廣體系由于管理體制、隊伍建設、保障機制等方面的問題，在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科技支撐方面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其背后，則是施行以來從未修訂過的《農技推廣法》在制度保障層面上的乏力。
《農技推廣法》的修訂工作尚在醞釀之中，基層農技推廣的改革與創新已在不斷嘗試。然而，農技推廣能否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與農民的需求，在沒有很好解決執行力的情況下，未來仍難免遭遇諸多尷尬。
農民之困
26歲的王鯤鵬是河南省新密市的農民。9月中旬的一天，他來到距家40多公里的鄭州市農技推廣中心向專家咨詢情況。
“我們村地處煤礦沉降區，全是丘陵旱田，真不知道該種點什么。”王鯤鵬剛承包了村里復耕的50畝荒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對下一步如何經營并沒有太多頭緒。
當問到為何不在當地就近咨詢鄉里的農技推廣人員時，王鯤鵬介紹說，當地的技術員僧多粥少，往往忙不過來。“他們掌握的品種資源有限，和我的需求也對不上套兒，而且種植成本比較高。”
“新密市是國家劃分的‘雨養農業區’，完全是靠天吃飯。”鄭州市農技推廣中心副主任焦建偉介紹，整個鄭州市有400多萬畝耕地，無灌溉條件和灌溉條件不足的耕地達250多萬畝，占耕地面積的56.73%。
“一方面是好品種在旱地往往表現不出好的增產特性，另一方面是一些耐旱、產量相對較低的農作物不受農民歡迎。這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境地：旱地作物往往沒人愿意經營，農民即使想種，要么買不到優質種子，要么買到的種子價格偏高。”焦建偉告訴本報記者。
王鯤鵬就遭遇了這樣的尷尬。
據介紹，河南已在全省208個鄉鎮建立了農技推廣站，在5000多個重點村建立了村級植保綜合服務點，并有6萬余名農技專業人員常年在農業生產第一線提供技術指導，農技推廣覆蓋了縣、鄉、村等最基層的網絡。
盡管如此，河南的農民還是會常常遇到見不著推廣員、解決不了農技問題或者找不到合適的作物品種等問題。
此前，鄭州市農技推廣中心掌握了一些優良的旱地作物新品種，但因為沒有種子經營權，只能通過培訓、示范田、培育種植戶等方法引導農民選種適合的新品種，但種不種還要農民自己拿主意。
農民在擇種的過程中，常要考慮技術、耕作、銷售等不同生產階段的問題。現實中，這些生產階段往往分屬不同的行政部門管轄，導致農業生產一體化和多部門管理之間產生矛盾。
針對王鯤鵬的情況，農技推廣中心的專家建議他種植迷你型彩色紅薯、金銀花等適銷經濟作物，但需要先增加土壤肥力，興建灌溉集雨井。
王鯤鵬贊同專家的意見，但同時，他又踏上去南方考察的火車。這50畝地究竟種什么，他還要仔細掂量掂量。
焦建偉說：“體制不暢，協調難，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農業生產與農技推廣中的一個難點。”
體系之困
“種白菜光施氮肥只能‘壯棵’，要再和鉀肥一起用，還能提高品質。”一大早，在河北省高碑店市張六莊鄉小義店村的大白菜種植地里，李飛正在為菜農傳授白菜種植技術。李飛是張六莊鄉農業技術推廣站站長。67歲的他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擔任農技推廣員已有40多年，足跡遍布全鄉。
從1987年至今，他還根據節氣和農作物生長特點，每年堅持編印300期《張六莊農時報》分發給當地農民。
今年，張六莊鄉的小麥平均畝產達到550公斤，在高碑店市各鄉鎮位居第一名。這讓李飛感到非常自豪，“這與專職農業技術推廣員分不開”。他看重自己的職業，并且一門心思放在農田里，放在傳授農業技術上。
談起目前的基層農技推廣工作，李飛卻顯得有些無奈。“不少鄉鎮政府不實行專人專用制度，而是把農技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一起用，這使得鄉鎮農技人員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搞農技推廣工作。”李飛告訴記者，上級業務部門安排的工作只能利用業余時間干，試驗、示范、推廣、農情調查、資料上報等工作不能按時完成，這些情況在基層農技推廣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無獨有偶，廣西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也存在管理不順的問題。
據廣西農業廳科教處處長胡德泉介紹，和全國一樣，廣西在2000年將農技推廣機構全部放置鄉鎮。這樣雖然解決了“網破”問題，卻沒有解決“線斷”問題，改革基本不成功。
“農技推廣站劃歸鄉鎮管理后，推廣人員成了鄉鎮政府中心工作的‘機動隊’，經常被抽去參加拆遷、計劃生育等不相干的工作，這讓推廣工作受到影響。”胡德泉對本報記者說。
自2008年以后，廣西農技推廣在管理體制上出現了多種模式，當時有1/3的機構劃歸縣農業局管轄，但2/3的機構仍歸鄉鎮管理。管理不順的問題，仍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此外，很多人覺得農技推廣站是事業機構，農技推廣員由財政供養、有編制，是一個吃“皇糧”的群體。但事實情況并非如此。
對此，30多歲的梁景有苦難言。
“工資還有保障，但推廣工作經費只能靠申請，鎮里又拿不出錢。沒經費，推廣工作跟不上，我們也很為難。”梁景無奈地說，他是廣西北流市民安鎮的農技推廣員。
梁景的感受，很多推廣員都深有體會。由于沒有足夠的經費，參加技術培訓或者繼續教育的機會也很少，他們的知識更新跟不上發展需要，難以做好推廣服務。
據農業部調查顯示，我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每年僅能得到一周以上的技術培訓。反觀德國等發達國家，推廣人員一個月就可以培訓兩次還多。
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辦事處主任陳志鋼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經費不足，很多人還是為了國家的編制通過種種關系進入農技推廣機構。有些地方的非專業人員甚至達到一半以上。
“以此類推，全國雖然有八九十萬的推廣人員，但是真正合格的有多少？”陳志鋼說。
農技推廣體制不暢、機構管理不順、農業科技轉化率低……這些問題增加了農業發展的負荷，使其步履維艱。其中，推廣體系滯后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修法之困
“完善明細的法律制度可以保障農業推廣事業和機構的法律地位，保證推廣機構的穩定，尤其是確保經費的供給。”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敬學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然而，1993年頒布的《農技推廣法》，雖然鼓勵號召農技推廣，但約束力不強，導致一些地方缺乏做好農技推廣的積極性，已不適應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農業技術推廣工作的需要。
從2005年開始，農技推廣狀況堪憂的報道不斷見諸媒體，農技推廣法需要完善的呼聲開始向高層傳遞。但由于當時條件尚不成熟，對該法予以修訂的提議并未得到全國人大重視。為了緩解農技推廣與農業發展之間的矛盾，全國各地自發開展了各具特色的農技推廣體系改革。
地方改革使農技推廣問題逐漸得到緩解，但由于各地對農技法的重視程度不同，所進行的改革也存在地域限制，農技推廣體系整體滯后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隨著時間的推移，此項議題已經得到全國人大與農業部的高度重視，立法進程有望得以加速推進。
陳志鋼強調：“相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有一套相對完善的農技推廣體系，并有自己的農技推廣法，但需要有更強的可執行性。”
國外農技推廣模式
美國“三位一體”的模式
美國建立了教育—科研—推廣“三位一體”、協調高效的農技推廣體系，使現代農業成果得到大規模快速應用。該體系縱向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農業部農業研究所、合作推廣局等聯邦農業服務機構；二是由各州立大學農學院及其附屬機構農業試驗站和合作推廣站組成的農業院校綜合體。橫向包括了3個相互貫通卻又相對獨立的部分：各州農學院組成的公共農業教育體系、各州農業試驗站和聯邦農技推廣機構組成的合作農技推廣體系。
加拿大地方政府主導模式
加拿大農技推廣工作由各省政府推廣機構負責，其服務完全免費。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展開工作：一是推廣人員到農場、農田進行面對面的現場推廣，這種推廣形式受推廣人員少、經費不足的制約；二是提供信息化農技服務，主要通過農技中心的網站、電子郵件、電話等提供先進成果與相關服務；三是發行相關刊物，向農民提供技術、需求等方面的信息。
日本政府和農協相結合的雙軌運行模式
日本政府農業推廣體系由中央級的農林水產省、都道府縣、地域農業改良普及中心和農民四級構成。中央政府撥付農技推廣經費占全國農業預算的1.5%左右，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推廣經費，還有三種與農技推廣有密切聯系的無息貸款：技術引進資金、農民生活改善資金和農業接班人資金。
農協是日本民辦的農業科技推廣組織，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農業協同合作法》，完成了全國、縣、市町村三級農協組織機構建設。農協設有營農指導員，負責把農戶組織起來，提供技術服務，并爭取信用貸款。
荷蘭公私合作模式
荷蘭農技推廣體系由政府、地方和農民合辦，由國家推廣機構、農協組織以及私人咨詢服務組織組成，國家起主導作用。國家推廣機構分為種植業和養殖業兩大系統，全國12個省按自然區劃設有種植業和養殖業區域推廣站，下設專業技術推廣隊，直接為農戶提供無償服務。各省試驗站下的試驗場，為農戶提供實驗、示范。
荷蘭從中央到地方設有基督教、天主教和皇家農會三種農協組織，主要負責家政方面推廣工作，包括家庭生活、法律事務、經濟合同、健康保健等方面的工作。農業商業公司、農業銀行等私人企業雇傭技術人員，主要提供技術和專業化咨詢，做產品推銷和信貸咨詢工作，實行有償服務，工作范圍包括種子、農藥、化肥、飼料等方面，是重要的輔助推廣力量。農民合作社也雇傭技術人員，從事與推廣和生產活動有關的技術。
以色列國家主導模式
以色列農技推廣體系由國家農技推廣中心和區域推廣服務中心兩個層次組成。國家農技推廣中心負責收集、核查和分析各種來源的農業研究實驗成果，并把這些成果傳遞到各區域推廣中心，同時管理和監督區域推廣中心；區域推廣中心主要負責將總部確定的實驗成果傳遞給農民并及時向總部反饋推廣效果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以色列的農技推廣是一項公益性服務，所需經費大部分由政府財政撥款，10%左右來自農業生產者自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