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種業第三次“最高規格”會議，5月9日在湖南長沙召開。
許多業內人士稱本次會議是“建國以來，種子 產業從未有過的、最重要的會議”。這一說法，從與會人員、會議規格等相關情況上很快得到佐證。
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 參加外，農業部、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等15個國家部委均有代表參加本次會議。其他參會代表主要為各省(區、市)農業管理部門官員，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科研院所、種子企業獲得了參會資格。
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便是貫徹落實國務院在4月18日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此前已專門就我國種業發展作出重要批示，強調我國是農業大國，加快農作物種業發展是建設現代農業、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選擇，是實施科技興農、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
出席會議的回良玉副總理也在會上強調，“國以農為本，農以種為先”。
據悉，國務院此前出臺的《意見》首次明確了種業的國家戰略地位，提出將大幅提高市場準入 門檻，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培養具有核心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的“育繁推一體化”的種子企業等一系列具體扶持措施。
此前發生的事實是，在種業國際化背景下，外國種業公司近年來大舉進入中國種業市場，致使我國部分種業公司面臨被擠出種業市場、市場份額被蠶食、自主品種 被外國種子代替等困境，給我國種業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并危及我國糧食安全，業內人士對此“心急如焚”。
而如何保證國家對種業的控制力和主導力，做大做強中國的民族種業，牢牢掌控中國糧食的“命脈”，已然成為這個國家的重要話題。
外資先鋒擴張中國
大名鼎鼎的美國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先鋒公司”)，曾兩次進入中國。
第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但那次先鋒公司并沒有打開中國市場；第二次是本世紀初。
2002年，先鋒公司與我國最大玉米制種企業——山東登海種業成立了合資公司山東登海先鋒種業有限公司(下稱“登海先鋒”)；2003年，先鋒公司在遼寧設立鐵嶺先鋒育種站，成立合營育種公司；2006年，先鋒公司又與甘肅敦煌 種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種業—先鋒海外有限公司(下稱“敦煌先鋒”)。
相關政策規定，合資公司的糧食品種 不能直接從國外引進，先鋒公司便采取了通過國內的鐵嶺先鋒種子研究有限公司育種，然后再交給登海先鋒和敦煌先鋒銷售的方式。敦煌先鋒負責東北、內蒙古等地春玉米帶，而登海先鋒負責黃淮海地區的夏玉米帶。
到2010年，該公司玉米品種“先玉335”在中國的種植面積約有3000多萬畝，加上相關品種，總面積估計大概接近6000萬畝，約占玉米總面積的13%。
短短數年，先鋒公司儼然已成為中國種業市場的“大鱷”。“‘先玉335’去年的純利近6億元，如果加上各種套牌，它在中國玉米種子市場上的純利可能就達到整個市場的40%～60%。就是用百分之十幾的種植面積，換取了近60%的利潤，非常可怕。”大北農集團北京金色農華種業公司總經理、中國農業大學 教授李紹明對此顯然很“震驚”。
先鋒不是第一家，也不會是最后一家。
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末，孟山都、先鋒等跨國種業巨頭陸續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在中國注冊的外資(含合資)種子企業已經超過了70家。與此同時，國內種子市場價值也發展至500多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全球種業市場。
“現在國外大宗作物種子，基本上都是通過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在國內生產銷售。(合作育種)只不過是品種從國外拿到中國直接進行篩選，篩選完了以后，品種一旦適合中國，就開始在中國生產，做到育、繁、推一體化。”李紹明介紹說。
而對于很多合資公司來說，“雖然是合作育種，但核心技術它不會教你。名義上是合資，其實它就是跟你分利潤，其他的育種、銷售你都管不了。”美國玉米育種專家、中國玉米改良中心顧問張銘堂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
據業內人士介紹，先鋒公司下一步可能與遼寧東亞種業、川農高科種業合作，消除其在東北、西南地區的競爭對手，完成在我國玉米種業科研、生產和市場營銷布局。
先鋒公司擴張的“秘密武器”就是引進技術生產玉米良種。“先鋒玉米種子品質極高，比如發芽率，它可以保證每一粒種子都發芽，而中國種子沒法做到這一點。國內播種一般是一穴三粒種子，然后再提苗，因為農民害怕種一粒不發芽。”張銘堂說。
此外，先鋒公司通過多種方式在全世界銷售產品，包括設立全資機構、成立合資企業、指定獨家 經銷商等。他們采取“饑餓營銷策略”，即種子價格固定，但限量 供應，經銷商即使加價也只能夠拿到部分種子。
據了解，繼“先玉335”后，先鋒公司還將推出“先玉696 ”、“先玉508 ”等一系列單產量更高的品種，將在恰當時機大面積推向市場，預計將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
5月末，本刊記者就相關問題先后與先鋒公司種子事業部及媒體負責人進行溝通聯系采訪，對方表示，由于其中國區負責人在外出差，暫時不便接受采訪。
據北京市北郎中花卉公司董事長聞寶祥介紹，2000年我國頒布了《種子法 》后，首先對外開放蔬菜、花卉種子市場。跨國種業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種子為突破口，進軍中國種子市場。
“法國的公司很早就介入中國甜菜種子市場，現在市面上都是洋種，本土現在基本上連甜菜育種都不搞了；還有向日葵，也被國外種子完全壟斷。”李紹明說。
中國種子基因成美國專利
這些外資“大鱷”迅速進行全球擴張的“絕招”是什么呢？
中國農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萬建民 向《中國經濟周刊》講述了這樣一個流傳已久的故事。
某跨國公司在上海一個廢棄的廠房旁發現一種生命力很頑強的野生大豆 ，他們特意去采了，并從中提取了一類抗病毒基因，通過分子標記手段在美國申請了100多項專利。于是，原產于中國的大豆，開始在跨國公司手里發揚光大，以此陸續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種子市場。
之后，中國農民種植本國大豆，便侵犯了美國的專利權。
“因為在國際種子市場的游戲規則 中，種子資源是不受知識產權保護的，只有基因是受知識產權保護的。對于這個游戲規則，我們還沒有話語權。”萬建民說。
就這樣，中國祖輩們數千年來選育的幾千萬份種子資源，成為了別人刀俎下的魚肉。“你不給他們，他們說你保守、是計劃經濟；你給他們，他們從中提取基因申請專利，成為他們的專利產品。”
或許，這就是跨國公司全球擴張的一個“縮影”。
實際上，早在一個世紀前，跨國公司就已開始了類似的“全球擴張”步伐。
1908年，美國孟山都公司完成了第一次收購計劃——收購伊利諾伊州的商用酸公司，由此展開了全球擴張。塑料、合成橡膠、調味劑等方面它都開始涉及，但并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戰績。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收購了一家制藥企業后，孟山都主攻方向開始轉向高新技術產業。
第二年，孟山都的科研人員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改變了植物細胞的基因，實現了生物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這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生物技術革命。
此后的1985年到1993年間，孟山都進行了多次重大戰略重組，逐步將研發重點更多地放在了生命科學、農業、醫學和食品上。
1998年5月，孟山都斥資23億美元接管了美國第二大玉米企業迪卡爾，這使得孟山都很快成為美國玉米市場中的龍頭老大。由此擁有美國棉籽市場85%的壓倒性份額，以及在棉花種植行業的全球優勢地位。
隨后，孟山都又斥資14億美元，購進了嘉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國際種子貿易業務。
1999年5月，孟山都與卡吉爾公司聯合共同投資1.5億美元建立生物農產品開發公司。當年的《華爾街日報》評論稱：“孟山都已經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種子產業。”
從一家普通的化學公司到成為農業“巨無霸”，孟山都用了將近百年的時間。而將觸角伸向海外、完成全球種子霸業，孟山都僅用了短短幾年的時間。
2005年，孟山都在并購了Seminis(圣尼斯)以后，成為了全球轉基因農作物的領跑者。也是短短幾年之后的2009年，孟山都117億美元的全球營收中，65%~70%來自轉基因種子和轉基因技術的專利授權。
自從20多年前專注于生物技術研發，到如今，孟山都在生物技術方面共擁有600多項專利，不僅遙遙領先美國國內種業公司，同樣把歐洲同行遠遠拋在身后。
有了這樣的發展歷程，近年來，孟山都、先鋒、先正達和拜耳 等外資企業與我國科研單位進行的交換品種資源以及挖掘人才等合作，令不少國內業界人士認為是“從源頭上控制我國種業”而“心急如焚”。
國內種業“三十難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與眾多行業相比，中國 農業的開放最晚、開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國內種業市場更是如此。2000 年《種子法 》實施，開啟了中國種業的市場化歷程，改變了國有種子 公司一統市場的局面。
于是，各路資本紛紛進入種業市場，民營種業公司、中外合資公司 、科研院所自辦公司、農技推廣人員“自立門戶”，甚至還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等，使全國注冊500 萬元以上的公司已達8700 多家，形成了“小、散、亂”的局面。
為規范市場，2010年12月31日農業部出臺了《農作物種子生產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該意見稿將雜交水稻和玉米種子 企業注冊資本從500萬元提高到3000萬元，實行一體化經營的種子企業的注冊資本由3000萬元提高到1億元，并規定固定資產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該辦法實施，全國8700多家種子企業預計將有九成遭到淘汰。種業低門檻準入時代即將成為歷史，行業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種子管理站副站長、新聞發言人趙青春 認為。
除了注冊資金門檻提高之外，據趙青春介紹，按照國家要求，種業公司將實行產、研、銷一體，嚴格要求企業必須要有科研機構，擁有3到5個具備自有知識產權的自有品種。
對于國內種業“小、散、亂”的局面，中國種子貿易協會副理事長張孟玉表示，“中國50強企業相當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門口覓食的家雀；而跨國企業是老鷹，數量不大，但是它們規模很大。”
“麻雀和老鷹怎么開展競爭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夠把種子企業團結起來。現在我們必須造就一支強大的中國的種子行業組織，我認為以后的行業組織是我們整合麻雀力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張孟玉認為。
除行業自身因素外，李紹明 指出，“國家應為種業公司、種業市場創造良好的外部產業環境”。
李紹明建議，“國家給農民各種各樣的經濟補貼，最好是轉化成農業保險，這樣更能有效保障國內種業公司的快速發展。美國農戶的各種政策保險和商業保險 高達9種，中國現在就一個政策性的農業保險，目前普及面還非常小、處在試點階段，而且保額很低。”
“在得不到商業性保險和政策性保險保障的條件下，農民一定會將他的風險向上游轉移，尤其是種子。中國種子公司承擔著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會責任，國內種業顯然缺少做大做強的產業環境。”李紹明表示。
同時，李紹明還認為，中國種業發展還有規模化制種與土地流轉困難之間的重大矛盾。“如果一個村一百戶農民中，有一戶不同意搞制種，其他的人同意沒有意義，就都不能搞，這是推進中國現代種業發展的一個重大政策難題。”
而登海種業總經理李小霞呼吁，國家應完善農作物育種、生產和監管體系，加強對違法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全面提升我國農作物種業科技創新能力、企業競爭能力、供種保障能力和市場監管能力。
中國制造“種業航母”
為加快國內種業發展，國務院在4月18日正式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
“這個‘意見’就希望把商業化育種能力，逐步地向企業轉移，因為我們的研發能力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萬建民 認為，但像中國種業集團、隆平高科、登海種業、敦煌種業等等國內企業，他們有沒有能力迅速地占領商業化育種市場，目前還很難說。
李紹明也指出，轉基因育種中，現在國內企業還不具備基因的克隆和構建這方面的能力；而將人工制造或克隆的基因導入到育種材料中，現在國內只有7～8家公司具備這種能力。
萬建民不無憂慮地表示：“現在如果科研院所讓出這塊陣地，希望國內這些公司去占領，而他們現在不具備這個能力、承擔不了，那就是給孟山都 、先鋒留下了一個真空，讓孟山都們給占領了。”
因此，萬建民建議，國家應盡快引導、扶植、培育3～5家具有研發能力和市場營銷能力的民族龍頭企業，把國內的種子資源控制起來，保持國家對種業的主導權和控制權。同時，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種業競爭。
“而且成立一個還不行，要有兩到三個，這樣才有相互競爭，并將現有科研院所的科技資源進行有效轉移、整合。”萬建民說。
事實上，在業內人士看來，最要命的是“中國種子企業研發投入不足、創新能力不足”。目前，擁有研發創新能力的國內種子企業不到總數的1.5%，絕大部分企業研發投入一般在其銷售額的1%，有的企業1%還不到，低于國際公認的“死亡線”。
在研發投入上，跨國公司一般占銷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達15%～20%。如孟山都公司2010年銷售收入為105.02億美元，而研發投入高達12.05億美元，先鋒公司研發投入也高達16.51億美元，甚至比一個國家的投入都多。
萬建民介紹說，過去，我國農業科研投入一直不足，只占農業產業GDP的0.6%～0.7%，甚至低于1%的國際平均水平。“現在國務院批準了農業轉基因的一個重大立項，15年中央財政投入是120億，就這點錢大家還嚷嚷‘多了多了’，多么可笑。”
“還有，我們的企業都很小，不可能拿出更多錢來搞研發，而且它的投入都要10年、20年后見效。整體的研發投入少、周期長，讓我們去跟孟山都、杜邦 先鋒去競爭，你說我們有沒有可能？”萬建民直言道。
對此，張銘堂也頗有同感。他建議，“國家應選幾家有希望的、年輕、有潛力的公司，幫助他們很快地建立起高科技的科研體系，做大做強，成為中國領軍的企業，這樣才能和孟山都這樣大的公司抗衡。”
“我們應建立起一套能夠適合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作物育種體系，這個時間可能需要10～20年，但是路走的對的話，可以追得比較快。唯有這樣，我們在將來才有比較大的生存空間。如果我們跟在美國屁股后面跑，我們永遠都在它的后面。”張銘堂表示。
記者 汪孝宗I北京報道(本刊記者李小曉及實習生李倩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