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視一則《我們恨化學》的廣告引發熱議，專家學者指斥該廣告毫無科學素養、嚴重詆毀化學形象。之所以出現這種廣告，根源在于公眾對化學品的認知恐慌，而恐慌來源于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給公眾做的“化學科普”。碰上一些本身缺乏科學常識又懶得認真求證的媒體，人們在認識三聚氰胺、蘇丹紅、乙烯利等化學品的時候，被強化的總是有毒有害的負面記憶，化學品就這樣被妖魔化地定格在了普通民眾的意識中。
近年在農業領域，這種社會心理被一些商家和媒體所利用，遠離農藥化肥似乎成了安全健康的代名詞。農藥化肥零增長行動啟動以來，更有些媒體以吸引眼球為目的歪曲零增長行動的本意和實質，借機炒作農藥化肥過量施用的危害，相關企業和組織出于利益動機也夸大其詞，農藥化肥被描畫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土壤退化、傷害人體健康的“罪魁”，還出現了“化肥殘留致癌、導致不孕不育”等荒謬說法。甚至個別地方政府還開展了所謂“全域農藥化肥退出計劃”，可見公眾在虛擬空間對農藥化肥的非理性認知，已經影響到現實社會科學的減量行動，不能不引起重視。
理性看待化肥農藥應有歷史眼光。也許是當前充足的農產品供給，讓人們淡忘了不曾遠去的饑餓記憶，更忽略了農藥化肥在農業生產中一直發揮著的重要作用。生于上世紀70年代及之前的人大多數挨過餓，那不是一頓飯、兩頓飯沒吃飽的餓，而是長期吃不飽的餓。如果沒有化肥，糧食畝產還將在低水平繼續徘徊，根本滿足不了十幾億人的吃飯需求。這正是70年代后期，國家耗費巨額資金引進一批化肥廠，提升化肥生產能力的原因。也正是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共同推進了80年代初糧食產量的迅速增加，讓我們擺脫了饑餓的困擾。據測算，化肥施用對我國糧食產量的貢獻率在50%左右。而農藥的施用更是從病蟲草害的“口”中奪糧，保住了靠化肥增加的糧食產量，因為農作物病蟲草害引起的損失最多可達70%，通過正確使用農藥可以挽回40%左右的損失。
有專家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用僅占全球7%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飯問題，成功的經驗在于良種的使用、水利灌溉條件的改善和農藥化肥的施用，它們對糧食產量的貢獻之比為3∶1∶4，農藥化肥的權重可見一斑。
當然，理性看待化肥農藥還要有發展眼光。目前，我國已經遠離了農藥化肥匱乏的時代，現在的問題是由于傳統施用習慣等原因造成農藥化肥量用得多了，利用率又不高，導致土壤板結、農殘污染等問題。我國畝均施肥量為60斤、用藥量為2斤，平均利用率分別僅為40%、35%，遠低于發達國家。現在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我國的化肥用量是美國、巴西等國的3-4倍，其實這種說法既不科學更不公允。他們一年種一季，我們種兩季。如果把美國生產1斤小麥、玉米的化肥施用量乘以2，與河南1斤小麥或黑龍江1斤玉米的施用量相比，絕對不會有4倍的差距，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如果真有4倍的話，莊稼早就燒死了。而有關農藥的真相是，農業現代化程度越高，農藥的使用量越大，發達國家單位面積農藥使用量是發展中國家的1.5-2.5倍。
更何況，化肥不同于一般的化學品，它是作物的養料，即使過量施用，過上一段時間是可以分解并重新吸收。而我國的農藥主流產品是綠色仿生農藥，靶向專一、低毒、低殘留、易分解，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可怕。
理性看待化肥農藥才有助于零增長行動開展。零增長絕不是不用農藥化肥，而在于通過提高產品質量、研制新型高效產品、改進施用方式從而提高利用效率，達到農藥化肥減施、環境友好的效果，從而保證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經科學測算，2015年行動實施以來，我國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為 35.2%，比2013年提高2.2個百分點，減少尿素使用量100萬噸;農藥利用率為36.6%，比2013年提高1.6個百分點，減少農藥使用量 1.52萬噸。這充分說明科學用肥、精準用藥，提高利用率本身就是在減少用量，化肥農藥減量既有成效，也仍有空間。
所謂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對于農業化學投入品的認識，媒體不應該罔顧事實，一味夸大其危害，而應當引導公眾客觀理性看待，為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的順利開展，為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為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