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種植者使用劇毒高毒農藥生產毒生姜、毒韭菜事件頻頻發生，農藥濫用和農藥殘留嚴重影響食品安全、危害消費者健康已成社會共識，但是，為什么在“史上最嚴”新版《食品安全法》通過后仍然頻頻發生呢？有專家指出，在監管執法上不作為是一個重要原因，應嚴格執法充分體現我國對劇毒、高毒農藥嚴厲監管的決心。
近日,央視新聞頻道《消費者調查》報道了廣東省廣州市增城區內散戶農民使用劇毒農藥的情況。調查中,不少農戶因為天氣等原因,目前仍在使用劇毒農藥。同時,廣州市農業局已成立專案組調查此事,目前暫未發現廣州增城、從化市民有中毒情況,并呼吁廣大農民積極學習農業知識。
有專家指出，我國劇毒農藥濫用,并非某一環節出了問題,而是整個農藥生產、使用乃至監管鏈條的扭曲與失效。從這個意義上說，禁用劇毒農藥法律規范不可缺，執行法律也必須嚴。
背景
劇毒農藥：為何長期禁而不止？
劇毒高毒農藥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材，其實已有明文規定。早在1997年5月我國頒布實施的《農藥管理規定》第26條中規定，“劇毒、高毒農藥不得用于防治衛生害蟲，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葉和中草藥材”。
農業部2011年起要求高毒農藥經營單位核定規范化、購買農藥實名化、流向記錄信息化、定點管理動態化，做到高毒農藥100%信息可查詢、100%流向可跟蹤、100%質量有保證。國內各地也早有類似的規定，如《山東省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規定》規定，在蔬菜、瓜果、茶葉、中草藥材等特色農產品生產區域和飲用水源地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集中棲息地以及當地政府確定的其他重要區域內，禁止銷售、使用劇毒、高毒農藥。
然而，劇毒高毒農藥仍然被隨意買賣、濫用的現象屢屢發生，甚至連國家明令生產和使用的農藥都在隨意出售和使用。究其原因，一方面，劇毒、高毒農藥的銷售太過隨意，未按規范進行管理；另一方面，生物農藥難以推廣，盡管我國生物農藥研發水平與世界相當，但成本高成為阻礙推廣的一大難題，而化學農藥見效快、成本低，單位面積菜地幾塊錢就能解決的問題，生物農藥卻需要十幾塊錢；再就是，政府監管乏力，一些禁用農藥被大規模超量使用多年，也不見地方政府有所作為。
消費行為是受消費心理驅使的。不要忽視這種消費心理的變化，特別是對農藥殘留的恐懼。隨著更多的人重視農藥殘留，以及檢測技術的進步，已經有人進農貿市場手拿試管，防止農藥殘留。
鏈接
農藥使用量：面對嚴苛的國際市場
我國農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目前一年使用175萬噸左右的各種農藥，其中七成進入土壤、空氣和水域中，只有三成直接作用于目標生物體。而在化肥使用上，實際用量平均超過440公斤/公頃，單位耕地面積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我國農業部在2012年曾經公布一項數據，我國制定了322種農藥在10大類農產品和食品中的2293個殘留限量，較之2012年之前有大幅度增加。這也意味著，農產品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農藥殘留，將越來越沒有市場，也很難進入市場。
在國際上，《鹿特丹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巴塞爾公約》和《蒙特利爾議定書》，都明文要求嚴格管控劇毒高毒農藥的生產使用。日本市場上流通的農藥90%以上是低毒農藥。日本對蔬菜也實施非常嚴格的檢查制度,農戶基本都加入農協,必須記錄糧食、果蔬等產品使用農藥的品種、使用次數、收獲和出售日期等信息。農協收集這些信息后,為每種農產品分配一個“身份證”號碼,形成對所有農產品可追溯管理模式。違規使用農藥,幾乎無處遁形,自然也就沒人敢造次濫用。
農產品市場也是一個全球化市場，時刻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如日本“肯定制度列表”規定的農藥限量標準，達到62410個。一根大蔥要出口日本，必須進行200多項農殘檢測。這么嚴苛的國際市場，不能嚴格控制農藥殘留，我國農產品如何才能走出去呢?
觀點
嚴控劇毒農藥 必須從源頭管理
農藥殘留的傷害,是日積月累才引發健康狀況,廣州市相關部門“暫未發現中毒”,并不代表劇毒農藥無害，按照《農藥管理條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生產、經營和使用國家明令禁止生產或者撤銷登記的農藥,那么,使用劇毒農藥種菜,恐怕就不能輕描淡寫地歸于農戶無知或對經濟利益的訴求。
事實上,禁用劇毒農藥,更應采用源頭管理。如從銷售渠道進行封堵。目前我國對劇毒農藥雖有禁用規定,但對其生產和銷售卻缺乏嚴格限制。于是,劇毒農藥生產與銷售的源頭不受約束,最終禍及農業生產種植這一終端環節。除了劇毒農藥源頭,農產品的銷售環節,也本該有檢測關卡,假如農藥殘留檢測嚴格到位,超標或違規施用劇毒農藥種出的農作物,都難以流入市場,更遑論出售獲利。農藥殘留檢測常常形同虛設,又何嘗不是對劇毒農藥濫用行為的縱容呢?因為外商對農藥殘留檢測非常嚴格,我國蔬菜出口基地都不敢使用高毒農藥,并嚴格控制農藥使用量。
我國劇毒農藥濫用,并非某一環節出了問題,而是整個農藥生產、使用乃至監管鏈條的扭曲與失效。有觀點認為我國農村現有的自由、分散、個體式的種植模式，市場監管必然很難；基層監管部門的技術人員少、檢測設備匱乏，檢驗農藥殘留是否超標，基層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說監管不容易。但對劇毒農藥的全鏈條監管早有成功范例。日本也是個體式的種植模式，其《農藥取締法》就以立法形式確立對所有農產品可追溯管理模式。違規使用農藥,處罰異常嚴厲,自然也就沒人敢造次濫用。借鑒這一做法,我國禁用劇毒農藥不僅需全鏈條治理，而且執法必須從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