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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信用證欺詐和信用證詐騙

更新時間:2003-8-20 14:07:59　文章來源:中國農資網瀏覽次數:5770
一、身家性命----區分信用證民事欺詐和信用證刑事詐騙的意義本人在工商時報新周刊11月10日評論牟其中案的文章提到要將信用證欺詐和信用證詐騙進行區分，但是有反對的觀點說該區分屬于“理論界的爭論”。筆者需要提醒的是，這一“理論界的爭論”對于從事國際貿易和信用證業務的人卻不單單是一個理論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所有從事國際貿易實務的、天天和信用證打交道的企業和人員，將面臨嚴厲的罰款或無期徒刑一級的刑事監禁。這可是一個關乎身家性命的實實在在的嚴重問題，具有無法逃避的實實在在的“指導意義”。首先，法律上規定的信用證詐騙是一個刑法上的概念，而欺詐是一個民法上的概念。關于信用證詐騙及其法律后果，新《刑法》第195條說的十分明白，無庸贅述。關于民事欺詐，見《民法》第58條關于無效民事行為第三款和第四款：“（三）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趁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四）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作出上述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行為無效，如果發生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的，行為人應承擔相應的責任。一方因行為無效而取得的財產，有義務返還，如因過錯給對方造成損失，要進行賠償。因此，就法律條文規定而言，詐騙和欺詐的區分是十分清楚的。其次，國內已公布的相同或相類似的權威判例將信用證詐騙和信用證欺詐做了清楚的區分。第一類是刑事上有關信用證的詐騙案。比如震驚中外的農行衡水地區分行200億人民幣額度備用信用證詐騙案，即梅直方、李卓明備用信用證詐騙案。衡水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梅直方、李卓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中華人民共和國１００億美元的巨額財產，其行為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的詐騙罪。上述二被告人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依法應予嚴懲。衡水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５日判決：被告人梅直方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附加驅逐出境，沒收美金２０００元，金項鏈一條；被告人李卓明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附加驅逐出境。第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梅直方、李卓明、常景山不服，提出上訴。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３日終審裁定：駁回上訴人梅直方、李卓明、常景山的上訴，維持原判。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案例登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4年第二期上。第二類案件是信用證欺詐的民事侵權案。比如廣州海事法院1990年9月29日判決的“海南木材公司訴新加坡泰坦船務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達斌（私人）有限公司提單欺詐損害賠償糾紛案”，認定：達斌公司在沒有交貨的情況下，串通泰坦公司取得已裝船的清潔正本提單以及其他偽造的單據，提交銀行企圖收取貨款的行為是“共同實施欺詐，構成共同侵權。”另外一個案例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1994年仲裁和解的案例“中國光大對外貿易湖北公司訴聯邦德國麥伊爾外貿運輸公司偽造、倒簽提單仲裁案”，申請人認為被申請人在無法保證按期裝運情況下，弄虛作假，偽造提單，倒簽提單達17天之久，惡意欺詐。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提請人（仲裁機構）的提請和申請人的申請合法。另外一個案例是上海中院一審、上海高院1988年10月11日二審判決的“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訴瑞士工業資源公司侵權損害賠償糾紛案”，認定：上訴人（一審被告）瑞士工業資源公司在貨物沒有裝船的情況下，向被上訴人提交了包括提單在內的全套偽造單據，以騙取被上訴人的巨額貨款，上訴人利用合同形式，進行欺詐，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圍，不僅破壞了合同，而且構成了侵權。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已非合同權利義務的爭議，而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上述前一個案例登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3年第2期，后一個案例登載在1989年第1期上。還有一類案件是相對較普通一些的預借或倒簽提單侵權案。比如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1988年判決的“福建省寧德地區經濟技術協作公司訴日本國日歐集裝箱運輸公司預借提單侵權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認定：上訴人（一審被告）日本國日歐集裝箱運輸公司在貨物尚未裝船前簽發已裝船提單，是預借提單的侵權行為。最近一宗案件是武漢海事法院1998年裁定的“中國中設（南通）機械設備進出口公司進口分公司訴英國環球（化肥）有限公司信用證糾紛案” ，初步認定被申請人倒簽提單為侵權行為。前一個案例登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9年第3期上。至于信用證開證行代墊開證申請人信用證項下貨款案，就僅僅是合同糾紛。比如1996年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人民法院1996年判決的“中國農業銀行大連市金州區支行訴新中港（大連）木業有限公司信用證保證金欠款案”，以及新疆高院1997年7月28日判決的“中國銀行新疆分行訴新興公司信用證交易代墊款項糾紛案”就更是合同糾紛。后一個案例登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8年第1期。前一個案例登載在中國高級法官培訓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編的《中國案例要覽》1997年卷。二、誰是下一個南德集團和牟其中----刑法第195條的對業界的意義和巨大威脅上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著的書中也承認，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由于立法上的技術性問題，新刑法第195條第4款保留彈性的空間，對于威懾和懲罰各種各樣的信用證詐騙者，也是不得已的事，當然，刑法第195條第4款的“敞口“對打擊各種各樣的信用證詐騙、遏制信用證詐騙的狂潮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在實際司法過程中，法院需要明確劃清金融欺詐和金融詐騙的界限，法院同時也需要對刑法第195條第四款作出明確的限定，否則將會出現嚴重的負面作用。其一，民事侵權被當作刑事犯罪。因而業界在未來的信用證業務中很可能無所適從，因為一個從事國際貿易或國際融資或國際結算的企業和人員，在從事業務的過程中，很可能因民事侵權被當作刑事犯罪處理。由于信用證本身就是一種融資手段，銀行出借的是其“或然信用”，但是，在商業實踐中，申請開立信用證的商人或企業，由于商業需要采用某一些商業范圍內的變通安排是極有可能的。比如，國際貿易中，使用信用證進行融資是很自然的事，比如備用信用證，就沒有任何基礎貿易，只要信用證中規定的事件出現，受益人只要提交合適的（in order）單據，常常簡單到一張說明（statement）就可以獲得付款。從事國際貿易的國內企業由于市場行情的變化或財務狀況的變化，導致無法歸還開證行的墊款是十分常見的。對此法律并沒有留下足夠的可預見的商業法律發展空間。其二，增加了法院干預信用證機制的可能性。信用證的開證行或審理信用證項下民事糾紛的法院不允許越過信用證的獨立性去看基礎合同的履行或爭議。或者如果法院需要越過單據看信用證基礎交易就必須遵守一定的程序和規則，比如開證申請人需要舉出確鑿證據和完成相當高的舉證責任后，才可去看基礎合同。否則，開證行和法院的干預就將嚴重損害信用證的商業活力，并最終損害中國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和從事國際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的長遠利益。這也是法院在審理本案中需要多一點商業常識的必然要求。因為信用證機制的設置本身就是為了盡可能地減少司法的干預的可能性，從而保護信用證機制的商業活力。最近幾年以來，據筆者了解，中國銀行總行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不斷打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政法委，反映各級司法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安全部門、公安部門）輕易干預信用證的支付，導致中國國內金融機構的國際上聲譽受到嚴重影響。現在，加上刑法第195條尤其是第4款的彈性規定，將為信用證支付機制埋下了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導致整個信用證支付機制被徹底摧毀。牟其中案是新刑法實施以來關于第195條的第一個有影響的典型案例。不僅僅對南德集團和牟其中本人，而且對商業實務以及從事商業實務的企業和個人，法院的判決將會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判例。而從事國際貿易貨物買賣和國際結算業務、天天和信用證打交道的企業和個人更是要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避免成為下一個南德集團和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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