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組刺目刺心的對比：在北方某蔬菜展銷會上，進口種子和國產種子相鄰而擺：一邊是國外先正達品牌的無籽西瓜種子，按粒賣，一粒一元甚至三元不等;一邊是國產種子，按袋賣，700粒70元—100元不等。
按袋賣與按粒賣，幾元與上千元，一粒種子的巨大價差，折射出國產種業的缺(核)心之痛，也刺激著馮錫鴻投入種子研發的“深海”：“如果一直做進口種子的代理，我現在會很有錢、很悠閑。但如今，我們的自主種子擠走了一部分同類進口種子，售價只有對方的三分之一。”
這位濟南魯青農業科技公司董事長找到了縮短民族種業與世界水平差距的“鑰匙”。
“旱鴨子”為何下水?
“蔬菜生產的核心技術、被稱做‘產業芯片’的制種業一直是壽光蔬菜生產的軟肋。我國每年有近80億公斤種子缺口，需要從國外進口。農民需要高產高效的優質種子，而國內種子企業卻生產不出好種子。我們研究一個新品種要十幾年，他們國外甚至一年兩年就能拿出來。”山東省壽光市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 “暖冬式蔬菜大棚之父”王樂義的這句話道出了嚴酷的現實。
馮錫鴻更明白種子研發的“潛規則”—— “深不可測”的種子研發以“周期大、風險大、投入大”三“大”特征，嚇退了一個又一個志在民族種業中有所成就的理想主義者，國外巨頭動輒投入上千億只為研發一粒寶貴的種子——搶占山頭，成王敗寇。那就是“無底洞”式的投入，幸運者研發一粒種子“要花上兩輛高檔奔馳的錢”;而失敗者這些錢只能打水漂。
之前，他向老百姓推薦的進口種子，質量雖好但是價格高昂，老百姓的抱怨聲讓他愧疚不已;作為國內最早一批進口種子企業代理商，老馮代理的種子價格貴，一粒種子批發出去，到農民兄弟手中就是一塊錢。即使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也不低，但經常受到抱怨，甚至非議。實際上，這時候的馮錫鴻也在繁育一些常規的種子，對外也有銷售。他的顧慮，“首先，我覺得種子研發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再者，我一年錢不少賺，不愁吃不愁穿，動力還是不足。”
他也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知道，“一粒種子一元錢，研發出一粒種子相當于每年收獲輛奔馳。”擁有自己的高科技種子是他的夢想。
1999年馮錫鴻最終決定“下海”——增加育種項目。
此時的他，沒有經驗，沒有人才，沒有資金，屬于“不諳水性”的“三無”門外漢，但還是壯著膽子跳進“民族品種自主創新”的大海里。
種子研發的水太深了
“如果再讓我重新選擇，以我現有的閱歷和成熟度，我可能絕對不選擇這個。太難了!種子研發的水太深了!”
研發之路之難，超出他的想象，“最早的時候，我是種子代理商，種子買過來賣出去就完了，賣種子賺錢，賣產品也掙錢，因為我的銷售總是比過同行，很多國外大種子公司都找我賣種子，我都拒絕了，因為我沒那個精力了，我要從事科研。”
但對于一個連“顯性基因”、“隱性基因”等基本的育種常識都不懂的人來說，研發太難了，只能對內修煉，對外借力。
山東省農科院蔬菜所原所長何啟偉教授搞了大半輩子的白菜、蘿卜研究工作，他更了解種子研發的難度所在：“育種本來就是一個難度很大的事，因為它是一個創造新的材料的過程，一個創新過程，而且要經得起生產的時間考驗，品種能不能推廣，不是我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了解市場需求，要有你的材料，要有育種技術，要把種子繁出來，要做示范推下去，是一個系統工程。”
在這個行業，向來有“十年磨一劍”的說法，何啟偉說，“主要是看一年搞幾代，一年搞一代就是十年才能成功研發出一個品種，一年要是搞兩代可能需要六年左右。大體是這個情況。”
而種子研發的難度便在于“材料創新”，“你這個育苗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明確的一個，能不能符合市場需要，能不能符合農民的需要，第二個你手里有沒有東西，有沒有材料，育種材料，你要蓋房子你得有磚，各種各樣的材料。育種材料多了，才能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育種也是一門藝術。有時候，錢僅僅是一方面，需要經驗積淀、需要創造性勞動，馮錫鴻更認為，種子研發是“科學家+藝術家”的結合：
“收集那么多材料進來，經過你的加工改造創新，育出好品種或者新材料， 這是一個過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以后還需要幾方面的條件：一個是你的思路是不是明確，你的材料是不是過硬，你的眼光是不是準確，你的鑒定條件各方面條件是不是科學;然后你把這個好的品種選出來育成，然后你在搞示范和推廣，是這么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比較復雜的一個過程，我說它是創造性勞動，是創新性勞動。所以這個事情是科學家加上藝術家的工作。”
走入坎坷，找到捷徑
馮錫鴻走了彎路。
“一開始想自己多快好省，因陋就簡，自己聘幾個大學生，再找兩個種瓜大戶來搞育種，但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兩三年之后，馮錫鴻明白過這個道理來了。
不懂得顯、隱性基因，不懂得去分離新材料，剛開初馮錫鴻團隊僅僅在邊看書學習邊科研中浪費了太多時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注定不能相互代替。
而組成團隊后，馮錫鴻也出擊拿到一些小的政府項目，“第一筆資金給了15萬”，但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對于種子研發來說，15萬元太少，“杯水車薪”而已，往往是15萬元投入進去，不夠;公司再追加投入，30萬、50萬，未必能成功。
還好，在經過一段挫折之后，老馮最終選對了路子，何啟偉就認為，“他成功的點子就是與育種專家結合。”
甘肅省蘭州市農科所原所長、高級農藝師吳大康長期從事西瓜甜瓜新品種選育研究，已選育出12個西瓜甜瓜新品種，一年幾百噸蘭州品種橫掃全國市場。馮錫鴻與之相識的時候，后者剛剛退休，已經是國內西甜瓜領域赫赫有名的大專家之一。
現在看來，兩人的深交讓馮錫鴻收益終生，“你找兩個農民搞育種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是搞推廣的，你搞育種搞不了，你必須要聘用專家。”吳大康的一句話讓老馮在迷霧中找到了方向，也有了被何啟偉認可的點子。
不僅僅是吳大康，河南鄭州果蔬研究所研究員，全國無籽西瓜育種組組長譚素英等四名專家組成了馮錫鴻的專家團隊。
“科研我就要從頭起步，借助外力才能走‘捷徑’——我請了四個專家，給了非常高的待遇。但我又沒有種質資源，花了上百萬買全國的資源;光四個大專家不行啊，只有將軍沒有兵哪能行?再說，也不利于知識的承接——我又配了四個年輕人跟班。碩士生進民企，那可能是濟南市農業領域中‘石破天驚’的事情。這是人才費用和資源費用。每年我都要拿出一塊地來去種植和育種，光山東不行，還要到寧夏、到海南，這都要花錢。”
原先搞種子銷售，搞推廣，市場化運作是馮錫鴻的強項、短腿是他的理論研發;但現在種子產業上要讓其發揮劣勢，讓老馮這頭老牛掉到井里了——有勁使不上。
錢、錢、錢，愛“折騰”的老馮越來越體會到研發的“深不可測”。
搞科研的前8年里，公司的營業額、利潤額每年都在下降。投入卻在增加，老馮的粗略統計是，從2000年到2013年的13年里，他投資不少于1000萬元。
但隨著研發的深入，馮錫鴻越來越感覺到種子的價值和分量，“比較好的洋種子一粒一元錢，1000粒重三克，三克黃金現在市價還賣不到1000元。雖然國產種子售價便宜，但如果推廣種植面積足夠，研發出一粒種子也等于每年收獲輛奔馳車。”
別讓外人扼住你的喉嚨
十年非常沉重，一個沒有科研基礎的人，進入陌生的領域，摸爬滾打，不斷實踐：運氣好的話，投入300萬，可能能誕生一個好品種;運氣差的話，可能投入1000萬而一無所獲。
馮錫鴻的努力沒有白費。
“我們育成了一個全國最好的無籽西瓜，這個已經獲得了農業部的知識產權保護，叫‘商道1號’無籽西瓜。這個品種種植出來個頭最大，肉色最紅，是全國最大的無籽西瓜品種。而且是連續五年重茬都沒有問題。”當然，相比種子“含金量”，作為企業當家人的馮錫鴻更愿意談效益，“這個產業未來可以給我帶來 1000萬沒有問題。”
而使華北地區農民發家的“天蜜脆梨”品種像一條鯰魚，攪動了沉默許久的全國香瓜行業，促進了重新洗牌。“這個種子也是供不應求，已經在幾個省市成為主載品種，估計未來也能給我帶來上千萬的利潤。”
一旦成功，回報就是巨大的。
作為農業專家，何啟偉更愿意從國產種業的高度上解讀馮錫鴻的這些新品種，“比如，天蜜脆梨這個品種在咱們甜瓜育種史上應該是一個突破，已經與國外品種相接近，在品種的某些性征方面甚至超過了國外品種。國內品種超越了國外品種，對農業專家和育種企業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進口的國外種子，在品質方面表現的很不錯，但缺點是價格高。而且種子權控制在別人手中。別人隨時可以漲價，我們無法控制，那就等于讓外人扼住你的喉嚨了。我們有了自己的種子，別人要漲價，咱就有抗衡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