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一個國有控股比例達到40%以上的企業，往往存在固有偏見，很難給予市場經濟地位（MET）的認定。因此，中國企業在反傾銷應訴中往往被施用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替代國價格”，在裁決中被課以重稅，這極大地消弱了中國產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
然而，日前，浙江新安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個從國企轉制的股份制企業（國有股占比40.98%）、中國最大的草甘膦生產企業，卻以10年的艱苦博弈，終將上述“奢望”變成了現實。
6月17日，歐盟一審法院裁定：取消對新安化工草甘膦征收29.9%的反傾銷稅，并由歐盟理事會和歐委會承擔相關訴訟費用。新安化工成為了自1995年歐盟對華該產品反傾銷調查以來，中國唯一一家被取消反傾銷稅的企業，也是中國企業為MET抗爭而獲歐盟一審法院支持的第一案。
新安化工笑了，因為結局無疑將為其今后在歐開拓草甘膦市場打下基礎。中國不少出口企業也笑了，因為本案的更深遠意義在于：為中國企業應訴歐盟反傾銷爭取MET、得到公正待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判例。新安化工以親身實踐告訴那些合法經營、規范管理的企業：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勝訴機會，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爭取。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片皆大歡喜之中，一些善于發現問題的理性思維者卻已然開始了更深層的綢繆。在勝利的背后是否又折射出一絲隱憂？
咬定應對不放松據記者了解，歐盟對中國草甘膦的反傾銷調查始于1995年，之后以新安化工為首的中國草甘膦企業積極組織應訴。經過兩年多審理，歐盟法院于1998年2月作出了對中國草甘膦征收24%反傾銷稅的裁定；隨后又經反吸收調查將該稅率提高至48%，并通過反規避調查將反傾銷稅延伸至馬來西亞和中國臺灣地區。至此，歐盟的草甘膦市場完全由美國孟山都公司（全球最大的農業公司）壟斷。
在五年保護期將結束時，孟山都改換名頭，由歐盟草甘膦協會向歐委會提出日落復審請求，企圖繼續獨占歐市場。2003年2月15日，歐委會決定對中國草甘膦進行期中復審和和日落復審合并調查。
基于此前兩次勝訴澳大利亞反傾銷的經驗，其時，新安化工認定：獲得歐盟MET是勝訴的關鍵點。于是，新安化工在獲知復審立案消息后，連夜向歐委會提交了大量證據和材料，要求被給予MET。
新安化工在提交給中國商務部的匯報材料中寫明：在2003年9月歐盟調查官員實地核查期間，公司全力配合、有問必答、證據齊備。然而，歐盟終以三條荒謬理由嚴拒了公司的合理申請：一是新安化工的最大股東是中國政府，對企業有控制；二是公司董事會的董事是由社會學術機構所雇用的（兩名獨立董事是大學教授），屬于國家官員；三是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代表政府，通過預核簽章對出口進行控制。
于是，2004年9月24日，歐委會裁定，對原產于中國的草甘膦征收29.9%的反傾銷稅。
這個結果顯然不能讓新安化工服氣。同年12月23日，新安化工堅定地將該案訴至歐盟一審法院，要求取消對新安化工征收反傾銷稅，并要求歐盟理事會承擔新安化工的相關訴訟費用。
切準司法要害是關鍵新安化工的勝利無疑是一次巨大的突破。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資深反傾銷律師蒲凌塵認為，這與其切中司法層面的要害，找準了“訴訟點”直接關聯。
歐盟認定市場經濟地位五條標準的第一條是，“企業在生產、投入、經營、管理、定價等方面，能夠適度反映市場信號，并沒有受到國家重大干預”。這其中“重大干預”四個字是至關重要的。
蒲凌塵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特別指出，只要證明，即便是國有控股比例超過了40%，但不論在事實上還是法律上，企業的管理、成本、定價和銷售等方面均沒有受到來自政府的所謂控制和影響，那么，企業就應該被給予MET。“否則，按照歐委會的推理，等于否定了一切具有國有股份的中國企業申請MET的資格。這顯然有失公平和正義。”蒲凌塵強調。
新安化工在提交給商務部的匯報材料中告知，歐盟一審法院受理案件后，在2005年進行了書面審理程序。期間，新安化工與歐委會、歐盟理事會進行了兩輪書面抗辯。在2008年7月2日舉行的案件聽證會上，新安化工又委托代理律師列舉了公司未受國家控制和干預的翔實證據，使歐盟一審法院充分認識到歐盟理事會和歐委會錯誤解釋法規、對新安化工提交的證據材料沒有盡職審查的事實。
歐盟一審法院最終認定，歐委會在調查中沒有完全審核新安化工提供的證明材料。取消新安化工草甘膦反傾銷稅，并判令歐盟理事會和歐委會承擔自身費用，同時責令歐盟理事會向新安化工支付訴訟費。
經自身不懈努力，并取得了商務部、中國駐歐盟使團以及行業商協會、律師團隊等多方的大力支持，新安化工最終奪回了“一個遲到五年的公正待遇”。
新安化工認為，企業在反傾銷MET認定方面的勝訴與中國政府這些年的“辛勞奔走”是分不開的。政府在呼吁企業積極應訴的同時，也在竭力推動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自新西蘭后，南非、東盟國家、澳大利亞、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幾十個國家也相繼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這不僅提高了中國企業在反傾銷應訴中的勝算，也增強了中國企業申請MET的積極性和信心。
既雨更須綢繆蒲凌塵一方面肯定了新安化工案例的借鑒意義，另一方面也不忘提醒中國企業，要警惕勝利背后可能衍生的不利影響。
他認為，本案將加重中國企業今后在應訴反傾銷中的舉證責任，要求應訴企業提高應訴技巧。這是因為，既然歐盟一審法院判定歐委會作為調查機關沒有盡職審查應訴企業提交的證據材料，那么，歐委會無疑將在日后的案件審查中加大工作量、仔細盤查，客觀上會提高中國企業的應對標準。
據蒲凌塵掌握的最新信息，歐盟的市場經濟地位調查表正在醞釀更新。新表在前述“第一條”MET認定標準中所涉及的調查內容的廣度、深度和詳細程度均遠超以前。這將極大增加應訴企業在舉證方面的工作強度和壓力。
蒲凌塵對中國企業今后在申請MET時可能面臨的訟訴境遇作了形象比喻，即“開了綠燈的同時，馬路卻變窄了”，依然通行困難。
畢竟，調查范圍越廣、問題面鋪得越寬，企業答卷就越容易出現漏洞，暴露問題。“企業需高度重視。”蒲凌塵強調。
另外，在申請MET時，90%的中國企業其實都“翻車”在第二條和第三條認定標準上。第二條是財務標準審計應與國際會計標準一致；第三條是在轉制過程中，從過去的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企業的成本和資產有無重大扭曲。
如果說“第一條”乃政策性標準，那么，第二、三條則可謂技術性條款。
對此，蒲凌塵建議，企業如在轉制中存在缺乏妥善處理之處，需進行及時調整和彌補，力求與國際規則接軌。特別是財務會計處理要符合國際標準，避免隨意性。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應訴需心態正確、方式合理，既不高估自己，也不盲目跟進一個法律訴訟程序，而是要在應訴前做好充分的心律和法律準備。這要求企業選好律師團隊，功底深厚且能完整、準確地把握法律訴訟的“攻擊點”。不要因為備戰不足而中途退出，導致被認定為“不合作”而致敗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