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植物源農藥的研制相當活躍
近年來在我國植物源農藥的研制相當活躍。據2003年“農藥登記公告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藥檢定所）的資料顯示，我國有13省2個直轄市的31個廠家生產39種植物源農藥產品，其中苦參堿產品有24個（含復配），另外還有印楝素、楝素、苦皮滕素、除蟲菊素、野燕枯、魚藤酮和苦豆素等產品。“十五”和“十一五”期間國家科技攻關重大項目、科技成果轉化基金等項目都有植物源農藥項目資助或規劃。
植物源農藥種類及研究與應用
植物源殺蟲劑。植物源殺蟲劑是植物源農藥中研究最多的一類，對其研究一般集中在楝科、衛矛科、柏科、豆科、菊科、唇形科、蓼科等植物上。
植物源殺菌劑。植物源殺菌劑利用植物含有的某些抗菌物質或誘導產生的植物防衛素，殺死或有效抑制某些病原菌的生長發育。植物體內的抗菌化合物是具有抗菌活性的次生代謝產物，包含了生物堿類、類黃酮類、蛋白質類、有機酸類和酚類化合物等不同類型，如毛蒿素（Capillin）、皂角苷類（Saponin）。Wikins等（1989）報道有1389種植物有可能作為殺菌劑，植物中的抗毒素、類黃酮、罹病相關的蛋白質、有機酸和酚類化合物等均有殺菌或抗菌活性（吳軼青譯，1996）。當前國內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大蒜、烏藥、甘松、麻黃、細辛、胡敏藤、黃柏、連翹、板藍根等植物上。
植物源抗病毒劑。篩選植物源抗病毒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花葉病毒方面。林存鑾等（1987）發現，小藜和玉簪的抽提液對西紅柿花葉（TMV-T）病有一定的治療作用；朱水方等（1989）報道。連翹、大黃，板藍根的提取液對TMV具有穩定的療效；侯玉霞等（2000）采用病毒／細胞高效同步侵染體系對3種植物提取物抗TMV的活性及對葉綠體的保護作用進行研究，其中射干抽提物對病毒增殖抑制率為76.04%，而吳茱萸抽提物抑制病毒對葉綠體的破壞作用達到89.58%，篩選出了作用方式不同的抗病毒物質。
植物源殺線蟲劑。除了在殺蟲抑菌活性方面的研究外，美國、英國等國家已開始用植物防治植物寄生線蟲。至1998年已發現臭蒿、孔雀草、向日葵、印楝等41屬47種植物可用于防治線蟲。
植物源除草劑。對植物源除草劑的開發及農業上雜草的綜合治理是基于植物間的異株克生作用。具有異株克生作用的化合物是植物的次生代謝產物，對植物的生長發育及代謝過程均能產生影響。目前世界上已發現30多個科的植物含有近百種具有除草活性的天然化合物。
我國植物源農藥發展緩慢原因及建議
隨著我國對生物農藥研究應用的逐漸重視，植物源農藥的研制也愈發活躍，進步顯著，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還很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活性成分的含量和活性強度的不穩定性。植物中的次生物質是植物為抵御有害生物、不利環境而產生的，因此同一種植物中的具有農藥活性的物質含量可因植物的生長發育階段、組織器官、地域分布、生長環境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植物中的活性成分易光解或水解，在環境中不穩定。
建議在開發利用植物源農藥時應注意建立嚴格的化學和生物學相結合的檢測技術來保證產品中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活性強度。
活性成分的復雜性。植物中次生代謝物種類多，含量差異大，這不僅使分離、純化工作較難，而且難以明確各成分間的關系是協同、增效還是拮抗，給毒理學研究造成困難。
建議在研究中明確植物的次生代謝物中各主要成分間的關系（協同、增效或拮抗），有利于更好地開發應用植物源農藥。
制劑加工的特殊性。植物源農藥在作用方式和作用機理上與合成農藥有一定差異，因此，在劑型和藥劑分散體系的設計上也要有所不同，對這些相關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發揮植物源農藥在田間的使用效果，這在印楝的開發中已給予了充分的重視。
建議精油可加工成緩釋劑、氣霧劑使用；植物材料難以粉碎到一定細度，故應加工為液劑，如水劑、微乳劑、水乳劑等；其它劑型的助劑也應選擇無毒的材料。
植物源農藥的作用方式特殊，作用速度相對緩慢，其田間使用技術除與常規農藥相同（如適時、適量、噴灑均勻周到）外，還應根據其特點靈活運用，以保證防治效果正常發揮。如蟲口密度過大時，應先使用速效型藥劑壓低蟲口，然后適當使用植物殺蟲劑進行掃殘；或以低毒、速效的化學殺蟲劑和植物源殺蟲劑混用；引誘劑應結合速效性合成農藥來應用；拒食劑應考慮和內吸性藥劑或持效性觸殺劑結合使用。總之，在IPM（英文Integreted Pest Management的縮寫，中文意思是“有害生物綜合治理”。）中應把植物源農藥當作一種協調、管理手段，而不應象使用化學農藥一樣，將其作為一種“應急”措施。
文章出處：摘編自 《中國農資》.-2006,（9）.-44-45
文章作者：孫思蕭 陳曉斌 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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