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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子問題？中國農業的出路在哪兒？ http://egbuddhist.com 2004-11-18 15:12:05 信息來源：網易 瀏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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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百度”搜索引擎，從出現了關鍵詞“農業的出路”的160項條目中，下面這些看法具有代表性：（1）21世紀初期中國農業發展面臨的深層難題，主要是農產品價格難以繼續提高，農產品成本增加太快，農產品加工增值鏈條太短，農村稅費提高不易控制，農業融資能力太差；（2）中國農業的出路在于規模化，尤其是農產品市場規模和諸農業投入品的經營規模；（3）農業的問題已經成為世界性的議題，需要在全球性視野下討論這一議題。農業的出路及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良方，則是因地制宜的公共選擇過程；（4）在既有的“公司＋農戶”農業生產方式中，中國農業進一步走向“大農業”的關鍵環節是土地制度的變革；（5）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焦點是人口再生產從數量轉向素質。只有遏制人口膨脹，才能避免人與自然關系進一步惡化；（6）農業的進一步發展，要靠科學技術，要加速構建“數字農業”技術框架，要發展“新型農業”；（7）農業的出路是工業，即通過提高工業的深度加工能力來吸納農村勞力，擴大農產品市場規模，反哺農業能力從而拉動農業的產業化、拉動第三產業、拉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8）農業的出路是都市農業，這是都市地區的現代農業，其實質是生產力發展到較高水平，農業與工業進一步結合，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漸消滅過程中的一種發達形態的農業。 上列諸種看法所提出的關于當代中國農業的出路，在其“問題意識”里，都是打算放棄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接受工業社會的農業生產方式，盡管在“新型農業”的主張里，包含著某種幻想，即基于“生態農業”的、未來中國人可能恢復的“耕讀之家”傳統的田園詩幻想。這一點，讀者們或許知道，科技家們至今還只能讓我們停留在幻想階段。 20世紀末葉，當日本政府終于承認“米禁”不合理的時候，美國加州生產的同級別大米的價格只相當于日本國內大米的六分之一。適應亞洲傳統社會的精耕細作的農業需要密集的勞動投入，故而隨經濟發展而變得日益昂貴。 為什么我們直到今天才關注農業的出路呢？ 這是因為，傳統中國農業從未遇到過成本如此低廉的工業化的農業的競爭。除非我們堅持認為“江南熟，天下足”，從而拒絕承認天下早已不為糧食所足這一事實，我們就不得不最終開“米禁”，讓人均可耕地面積與人均水資源不足北美同類指標的百分之一的中國社會，在性命攸關的程度上依賴于國際糧食市場的供給。 經濟學研究人類的“理性選擇”行為模式，這一研究能夠告訴我們的，不是可以做什么，而是什么不可能做。在極端復雜的生存環境中，分辨出可以做什么，那其實是政治家的職責。如果政治家們的決策違背了“理性選擇”原理，即這些決策在其自身內部已經包含邏輯沖突，那么，理論家可以說的，就是指出這些決策之“不可能性”。因為，經受了人類社會長期實踐檢驗的基本邏輯規則，例如矛盾律和同一律，一旦違背，幾乎總是導致實踐的失敗——即行動的結果與行動的初衷之間的不相容性。 可是政治家需要履行的，絕不僅僅是制定那些服從理性選擇原理的決策。政治，說到底是一門藝術，是關于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力的合理配置的藝術。藝術的事情，主要不是服從邏輯律而是服從直覺。因為，迄今為止，我們人類的渺小理性能力使得我們所遵循的邏輯體系根本無法容納直覺和藝術，關于后者，我們無法在任何足夠復雜的邏輯體系內判定絕大多數陳述的真偽。這一事實又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絕大多數決策，是無法在具體情境發生之前就被理性地選擇了的，不論決策者或決策群體有多么高超的理性能力。不承認這一事實，我們就不能理解“創新”的含義。 因此，雖然理性選擇原理事前就可以告訴我們，一旦與效率更高的工業化的農業相競爭，一旦中國農民不再滿足于，甚至打算放棄傳統農村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的糧食就遲早要在性命攸關的程度上依賴于世界市場，但當這一情境具體發生時，政治家的直覺判斷仍然是對正確決策而言至關重要的因素。 斯密早就在《國富論》第一卷第一冊第一章論述過，市場限制了勞動分工的廣度和深度，雖然勞動的分工確實可以數千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那部名著的第三卷里，他繼續論述，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們多數都不喜歡風險，那么，他們或許不喜歡讓自己的生活過分依賴于家庭以外的市場，這樣，那里的財富就以比高風險社會低得多的速度積累著，甚至可能長期停滯在低收入水平。各國貧富之程度差異，由此得到部分解釋。 種子問題，又把我們帶到這樣一個根本抉擇面前：究竟為什么目的而求發展？應當發展到何種程度？怎樣的發展較少異化且帶來較多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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