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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建國70周年，農藥行業也伴隨著共和國的腳步走過了70年。此時此刻，回望歷史的軌跡，總結經驗和教訓，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現在，更加從容和坦然地面向未來。
1 中國農藥行業發展的4個階段
70年太久，必須適當劃分階段。綜合考慮社會經濟特征、行業發展特點和國家對農藥行業的管理方式，劃分為4個階段更為合適。
1.1 第一階段
計劃經濟下的農藥短缺階段（1949—1978年），農藥行業艱難起步，實行計劃經濟時代下的集中攻關、統一供給。
1.1.1 社會背景
借鑒前蘇聯模式，新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府計劃產品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消費等，生產和經營主體是國營企業。農藥的生產、銷售、使用分屬各部門，化工部門按計劃生產、供銷部門按計劃銷售、農業部門按計劃使用。
當時，農業災害十分嚴重，但農藥品種少、產量低，遠不能滿足農業生產需要，每年因病、蟲、草、鼠災害，農作物要減產30%左右，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糧食總量不足問題。中央領導人對農藥十分重視，1955年毛澤東主席批示指出“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十幾種不利于農作物的蟲害和病害”。1958年，毛澤東主席親自到南開大學化學系參觀敵百蟲、馬拉硫磷等4個生產車間。1962年，周恩來總理提出“重工業部門要保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增產更多的化肥和農藥。”
由于國家糧食短缺和農藥對農業病蟲害防治的巨大功效，社會各界對農藥高度認可和贊許。農民對農藥的功效近乎迷信，將對硫磷（1605）、內吸磷（1509）稱為“萬靈藥”“巨無霸”。
1.1.2 行業概況
使用的農藥主要是有機汞、有機砷、有機氯（六六六、滴滴涕）等類別，這些化學農藥對病蟲害的防治效果得到了廣泛認可；農藥在防治衛生害蟲方面也發揮了巨大作用，20世紀70年代，五氯酚鈉為我國“送瘟神”、防治血吸蟲立下了汗馬功勞。
隨著農業生產需求的不斷增加，農藥生產能力也不斷提升，從1949年僅64噸，到1977年能夠基本滿足國內農業生產的需要，品種也不斷豐富。
1.1.3 重大事件
（1）受當時各方面條件限制，農藥質量不穩定，農藥市場監管幾乎處于空白，時常有不合格的農藥產品流入市場，影響農業生產。為加強農藥質量管理和使用，1963年10月，農業部、化工部和全國供銷總社聯合報請國務院農林水辦公室成立農業部農藥檢定所。該所于1966年建成運行，1969年因“文革”被撤銷，1978年才得以恢復。
（2）由于農藥品種毒性高、用量大，加之管理水平較低，人畜中毒事故時有發生。例如20世紀60年代，浙江等地發生了多起因誤食賽力散、西力生拌過的種子而導致的有機汞中毒事件。最終，國務院決定于1972年停止有機汞農藥的生產和進口，并于1973年禁止使用。
1.2 第二階段
市場經濟初期農藥產能充分釋放階段（1978—1997年），農藥行業快速發展，草根創業英雄輩出，大量引進仿制高效適用品種，農藥管理逐步進入法制化道路。
1.2.1 社會背景
改革開放后，市場逐步向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開放，能人創業成為時代潮流，大量農藥民營企業應運而生。與此同時，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的提升，農業增產增收的需求也帶動了對農藥的需求。
由于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市場監管跟不上，企業良莠不齊，部分企業唯利是圖，假劣產品充斥市場，市場秩序混亂，農藥行業也不例外，急需強化法制化管理手段，規范市場行為。
隨著美國作家雷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1962年出版）一書傳入國內，以及一些中毒事故的發生，農藥的負面作用也開始受到關注，一些專家學者及公眾開始發出不同的聲音。如1995年，《科技日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化學農藥命將休矣”的文章，反映出國內已有人對農藥懷有懼怕心理，引起了學術界對農藥發展的爭論。
1.2.2 行業概況
改革開放初期主要以有機氯類為主，占到農藥使用量的70%。20世紀90年代，以甲胺磷為代表的有機磷類農藥在我國糧食和經濟作物上的使用量一度占到70%以上。因甲胺磷等有機磷農藥急性毒性高，上海、福建、廣東等南方居民又有食用新鮮葉菜的習慣，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毒事故時有發生。我國對歐洲、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出口的茶葉和蔬菜，因農藥殘留被拒收、扣留、退貨、銷毀、索賠和中止合同的現象也屢有發生。
1979年，農業部開始允許國外農藥公司與中方合作，來中國聯合進行新農藥試驗。1979—1985年，我國農業部門先后與瑞士等國的55個國外公司進行了農藥合作試驗，篩選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等高效、適用的品種，并引入國內。
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我國農藥生產進入多元化，民營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國有農藥企業紛紛改制，農藥生產能力得到較快提升，在滿足國內的同時開始出口，1994年我國農藥出口額首次超過進口額。
1.2.3 重大事件
（1）由于有機氯農藥的長殘效和對人身安全的隱患，當時很多發達國家相繼對六六六、滴滴涕進行禁用，我國農副產品出口因含量超標造成的退貨愈演愈烈，國內蔡道基（現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環保部南京環科所研究員）等科學家呼吁國家采取管理措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聽取相關方面匯報后，決定我國停止六六六、滴滴涕的生產和使用。1983年停用六六六、滴滴涕，之后有機磷殺蟲劑得到迅速推廣。
（2）我國開始注重農藥安全性管理，推進農藥管理法制化建設。1978年農業部頒布了《農藥質量管理條例》，1981年農業部頒布了《農藥安全使用標準》，1982年農業部會同化工部等頒發了《農藥登記規定》，并會同衛生部制定了《農藥安全使用規定》，1997年國務院出臺了農藥行業管理的“憲法”——《農藥管理條例》，標志著我國農藥管理進入法制化道路，各省也相繼建立了農藥檢定管理機構。
1.3 第三階段
農藥產業擴容、調整升級階段（從1997年第一部《農藥管理條例》出臺到2017年新的《農藥管理條例》頒布），農藥行業管理法制化深入推進，國際一體化加快，農藥安全管理意識增強，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品種快速發展。
1.3.1 社會背景
2001年12月加人世界貿易組織（WTO），打開了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的大門，農藥工業在滿足國內需要的同時也大力開拓國際市場。
隨著短缺問題的解決，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上升為主要矛盾。為適應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要求，2001年4月，農業部在全國啟動實施了“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與此同時，陸續發布農藥管理相關規范文件，加強農藥安全管理，加大高毒農藥淘汰步伐；農藥健康及環境風險評估技術體系基本形成，并開始用于新農藥準入及高風險農藥再評價；各級農業部門加大了農藥執法力度，制假售劣、坑農害農行為得到有效遏制。隨著農藥管理措施的落實以及高毒農藥的逐步淘汰，農產品因農藥殘留引起的急性中毒問題基本得以杜絕，農藥使用中毒事故也逐年減少。
公眾對農藥“愛恨交加”。一方面，農民偏好化學農藥，在遇突發重大農作物病蟲害時，各級政府及農業部門仍首選化學農藥。另一方面，由于“毒豇豆”“毒韭菜”“毒生姜”等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不時被曝光，特別是被一些媒體放大炒作，“談藥色變”現象較為普遍。科學界對農藥看法分歧較為嚴重，行內科學家如郭予元院士、蔡道基院士、錢旭紅院士、羅云波教授等認為應該科學看待農藥，并建議把農藥的科普宣傳作為戰略去實施；個別科技工作者則對農藥表現出極端的“深惡痛絕”。
1.3.2 行業概況
在“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的引導下，我國農藥生產和使用加快向高效、低毒、低殘留的方向發展，煙堿類農藥、昆蟲生長調節劑以及生物農藥得到了較快發展。高毒農藥品種從占總產量的70%下降到2%以下，農藥產品質量合格率從2004年的65.9%上升到2017年的85.8%，蔬菜產品農藥殘留抽檢合格率從2001年62.5%上升到2017年的97.0%。
我國農藥工業發展進入快車道。從2005年開始，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農藥生產和出口國。
為滿足對外開放和國內生產實際需要，加快了相關農藥標準的制修訂進程，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由2008年的不足800項，增加到2017年的5 000項左右；制修訂農藥質量、藥效、環境、毒理等方面的標準1 600多項，為保障農藥產品和農產品質量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農藥質量、殘留等領域專家相繼進入國際農藥標準（JMPS）和殘留聯席會議（JMPR），2006年我國成功成為國際食品法典農藥殘留標準委員會（CCPR）主席國，在國際農藥管理舞臺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3.3 重大事件
（1）1999年發布《農藥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并歷經多次修訂，于2001年和2007年先后發布《農藥登記資料要求》《農藥登記資料規定》。
（2）農業部會同相關部門公告全面禁止甲胺磷、苯線磷等42種高危害（高毒和高風險）農藥的銷售和使用，對氧樂果、甲拌磷、氟蟲腈等23種農藥進行了使用限制。
1.4 第四階段
農藥行業進入創新、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2017年6月至未來一段時期），農藥法制化管理進一步深入，農藥進入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行業整合加速，創新、高質量發展導向明顯。
2017年6月，國務院新修訂出臺了《農藥管理條例》，隨后農業農村部制定和完善了5個配套規章以及6個規范性文件，初步搭建起農藥監管體系的“四梁八柱”，實現了我國農藥多部門管理向一個部門統一管理的職能轉變。新《條例》把握大勢，積極推進體制機制、思路和方式的轉變，理順了農藥生產管理體制，界定了各級農業部門職責，實現了農藥管理理念重大轉變，更加注重創新、綠色和安全，創設了一系列農藥管理政策，全面落實“放管服”的精神和要求，向創新要動力，促進農藥行業煥發新的生機。
這一階段目前正在進行之中，何時會進入階段尾聲，我們無從得知。但該階段面臨的“危”與“機”清晰可見。一是環保壓力。2017年，可以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環保元年。十九大將生態文明建設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地位。環保從軟約束到硬措施，環保風暴將會越吹越緊，排污不達標的企業停產整頓乃至關停成為常態。二是國際國內市場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原材料、人工等成本的不斷上漲，企業生存壓力不斷增大。矛盾和問題對于農藥行業發展既是重大挑戰，也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公眾的自我安全意識逐漸成熟，對于農藥的認知也終將回歸理性和客觀。
回顧70年發展歷程，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同頻共振，中國農藥行業經過艱苦拼搏，開拓進取，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波瀾壯闊的70年風雨歷程，取得了輝煌成就。一是農藥產業由弱到強，從追趕到比肩，2005年成為世界第一生產和出口大國。二是農藥科技創新取得突破，實現我國農藥由仿制為主到自主研發創新的跨越。三是農藥對外交流合作取得明顯成效，提升了我國農藥發展的國際影響力。四是造就了一批艱苦創業、善于經營、具有國際戰略眼光的企業家群體，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規模、一定創新能力和獨特文化的農藥企業，這是農藥行業持續發展的基本支撐。五是農藥法規制度和監管體系基本建立，農藥管理隊伍由小變大，農藥管理機構體系不斷健全。
70年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農藥行業的發展軌跡。一是農藥行業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盤”高度契合，國家經濟形勢好，農藥行業才會好；二是農藥行業與農業現代化同頻共振，農業發展帶動和引領了農藥行業的發展，農藥行業服務于農業的發展；三是“危”“機”相伴而生，危難中總孕育著新的機遇。農藥行業幾起幾落，歷經磨難，但終究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四是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改革開放成就了老一代農藥企業家，新一代農藥企業家也一定能夠創造新的輝煌。
2 新階段農藥行業面臨的新變化
從國家戰略政策、消費者群體、市場競爭及行業自身、行業管理思路等幾個緯度來分析。
2.1 綠色發展理念落地生根
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過去為了保供給，農藥等投入品用量大多不科學，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黨的十九大以來，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國家層面看，一手強力推進“環保風暴”，一手提升農藥登記評審和生產經營許可的門檻；從企業層面看，既要還環保舊賬又要預付環保新帳，還要應對行政許可門檻的提升，壓力山大。
2.2 需求端消費者偏好出現了巨大變化
土地經營規模穩步擴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發展，使施藥器械、施藥方式發生很大變化；土地使用權變長，對品牌、優質農產品的青睞，提升了低毒、高效、環境友好型農藥的需求。這些都要求我們從需求端出發，研究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組織形式下農藥行業的發展方向，進而做出新的調整。
2.3 農藥“走出去”不確定性增強
受國內環保要求升級、一些發展中國家產業發展、中美貿易摩擦等多重影響，特別是國際局勢復雜多變，農藥行業“走出去”挑戰空前。
2.4 農藥企業逐漸嚴重分化
面臨經濟下行、環保整頓和安全生產的三重壓力，整個行業都非常困難，強者恒強的龍頭效應、專有知識產權和產品質量標準的護城河效應、特色取勝的生存法則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規律作用下開始發揮作用。
2.5 行業管理思路進行了重大調整
以新《農藥管理條例》出臺為標志，在管理部門上，由九龍治水到農業部門一家治水。
在管理理念上，落實“放管服”和簡政放權的要求，實行依法治藥，管理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被管理人“法無禁止皆可為”。強化市場監管，首先是追責的責任倒逼機制使相關部門和人員不敢掉以輕心；其次是機構改革將提升強化農業執法隊伍和執法能力，市、縣級是這次機構改革的重點。另外監管手段也在不斷提高，比如目前正在推進農藥監管信息化建設，以產品追溯為切入，實施全系統、全流程、全要素的動態監測，可以及時發現問題農藥，及時發現農藥行業轉型升級的“病灶”和痛點。管理的關口前移——在市場準入上下功夫。
在登記評審上，嚴格調控同質化產品，目標是到2020年新登記同質化產品數量減少30%；支持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登記、小作物用藥登記、生物農藥登記“綠色通關”。完善農藥退出機制，重點對已登記15年以上農藥品種開展周期性評價，優先對使用監測中發現風險較大的10個農藥品種開展登記后再評價，對發現存在較大風險的農藥及時采取管理措施。加快實施高毒農藥替代計劃，對剩余的10多種高毒農藥，本著“成熟一個、禁用一個”的原則，有序淘汰。
3 對農藥行業的理性思考
最近幾年，農藥行業無疑面臨著多重困境。但是，人要吃飯，農業要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說過，中國人的碗里要主要裝中國糧，要農業就必須有農藥。從這方面講，農藥行業決不是夕陽產業而是常青樹。總體上講，對農藥行業的發展要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3.1 有限的市場才是行業困難的主因
任何市場總是有限的，產能過剩是資本社會的主要矛盾，人類資本發展史實質是爭奪市場的歷史。“環保風暴”等只是催化劑，“環保風暴”和嚴格監管只是將行業整體困難提前了，最根本發生作用的仍是市場規律。
3.2 農藥市場仍有盲點
新世紀以來，農業農村農民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農業產業的發展上看，對優質農產品的要求增高了，小作物的面積擴大了，新的農機農藝使用了，一二三產業聯動了。從生產組織上看，農場、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得到大力發展，對農業生產型服務組織的要求提升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夠用了，農藥使用者的需求在變化，變化就是機會，就是市場，就需要新農藥產品來填充。
3.3 國際市場仍有空間
農藥行業需要上下游的一條龍配套，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具有一定護城河的行業，外部進入并不容易，弱國小國甚至一些大國要搞起一套體系比較難。另外，我國是國際食品法典農藥殘留標準委員會主席國，參與FAO/WHO、OECD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在國際規則上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可以利用多邊舞臺拓展我國農藥出口目標市場國家的合作渠道與空間。
3.4 農藥企業兼并重組大勢所趨
農藥企業小、散、亂，創新能力弱，既不適應市場規律，也不適合管理層意圖。十八大提出，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現在市場的無形之手已經在悄悄地發揮作用了。政府的有形之手也通過新增企業進工業園區、抬高門檻、增加環保設施及各種產業政策發揮作用了。通過兼并重組做大做強已經大勢所趨。
3.5 有一部分農藥企業將轉型為農業生產型服務企業甚至直接從事農業
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對于發展現代農業就具有特殊意義。2017年，農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提出大力推進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2019年，中辦國辦又印發了《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從國際現代農業發展實踐來看，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農藥企業了解農業、熟悉農民，轉型為農業生產型服務企業有先天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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