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農藥越來越盛行，但是生活農藥的發展遇到了不可必要的麻煩，生物農藥雖說環保易用，但是也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弊端，也是為什么這幾年生物農藥發展緩慢的原因。
“一般黃瓜可能賣2元/斤，用了生物農藥的有機黃瓜能賣到6元/斤，而且每畝增產幾千斤，可這種有機農藥為什么推不開?”
在生物農藥領域堅守了30年，拿下17項發明專利之后，這些疑問還困擾著山東省科學院激光所所長楊合同：為什么環保、無公害的生物藥，卻陷入了“農民不買、企業不愛”的困境?看似簡簡單單的一筆賬背后，有哪些看不見的障礙制約推廣?
“世界上最大農藥生產國”的煩惱
“農藥對植物來說，猶如醫藥對人類一樣重要，且必不可少。”與農藥打了30年交道，楊合同對農業部文件上的這個比喻耳熟能詳。
農作物病蟲草害引起的損失最多可達70%，通過正確使用農藥可以挽回40%左右的損失。植物生長需要農藥，更需要生物農藥。但在投入生物農藥的研發深海之前，有兩個事實擺在科研者面前：
一個是，目前我國農藥企業和農民考慮最多的還是如何快速殺蟲治病，以及降低成本和簡化生產工藝;另一個是，我國農藥使用量是世界均值的2.5倍。
這兩個現實導致的后果是，一方面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農藥產品生產國，另一方面，大量化學農藥使用造成的問題也不斷暴露。“首先，農藥的毒性和殘留，造成 的土地、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其次，病原菌和害蟲抗藥性不斷增加，新的病蟲害頻繁爆發……這一狀況必須改變。”楊合同說。
生物農藥產值不到化學農藥的1/10
“木霉菌可以直接抑制植物病原菌，也可以誘導植物產生抗病性，同時促進植物生長，可以達到防病增產目的。”
“蘇云金桿菌產生的毒蛋白，與害蟲腸道細胞特異受體結合，破壞細胞膜，導致害蟲死亡。”
木霉菌和蘇云金桿菌是生物農藥的代表，它們都是活體微生物，源于自然界，而非化學合成。
看到了生物農藥的市場，早在1985年攻讀植物保護專業研究生時，楊合同就涉足生物農藥領域。30年間，他主持、參與完成的75項科研項目中，44項與生 物農藥有關;獲得的17項授權發明專利中，有10項涉及多功能廣譜微生物制劑。他并不孤單。我國自上世紀中后期開始對生物農藥進行研究，目前有30余家研 究機構，并保持著在研發上與世界同步的水平。據統計，目前，國內生物農藥登記的品種80多個，產品2500多個，“發達國家有的，我國基本上都有”。
“然而，相對北美洲、歐洲等地區而言，我國生物農藥產業表現得不盡如人意。”這在數值上表現為：2012年我國生物農藥的產值大約30億，不到化學農藥的十分之一。
一方面是亟待激活的有機蔬果和生物農藥市場需求，另一方面是農民、企業、科研者的無奈，瓶頸在哪里?
為什么“農、企、研”都不滿意
“農戶都想見效快，想一次就把害蟲殺死。”盡管生物農藥是世界公認的環境友好型藥劑，但楊合同分析，由于殺蟲效果反應慢、使用要求較高等原因，施用生物農藥后多數要在三四天后才能見到效果。而就農民的用藥心理來說，更希望用藥后能達到“藥到蟲除”的效果。
成本問題也是生物農藥推廣繞不開的“檻”。比如，一種叫康寬的生物農藥專門用于防治危害果蔬害蟲的斜紋夜蛾，一噴霧器需8元錢，一畝果蔬一次防治需3噴霧器，一畝一次用藥成本就需24元，而普通化學農藥可能只需4元。
此外，對企業而言，“前期投入大就是個問題。”楊合同坦言，由于行業回報周期長，一個普通的生物農藥項目投資都在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后期還要不斷進行技 術更新與改造，但附加值在終端的實物產品上得不到有效體現。”而另一個事實是：我國現有生物農藥生產企業超過200多家，但普遍規模較小，資金不足，很多 有市場的產品也難實現規模產業化。
30年來，楊合同和他的同事們為降低推廣難度，甚至以成本價轉讓其科研成果，這使得一批成果在國內山東、云南等地開花結果。但相對于化學農藥的超高推廣面積，生物農藥的推廣還是步履維艱。
“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在政策、資金、投融資等方面對生物農藥予以全面扶持。”楊合同如此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