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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家之言:話化肥漲價與糧食生產


農資網 2011年3月10日 10:45 【

民盟5組政協委員分組討論“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要大幅提高農藥化肥的價格,讓他們(農民)用不起”,民盟中央副主席、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說,以前農民一大早起來,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糞,現在他們對畜禽糞便等農家肥都不愿費力氣了。 “靠說服是沒有用的,必須采用市場手段”,溫思美表示,國家同時還要提高對農藥、化肥廠家的稅收,以及對農產品本身的補貼。

  洪巧俊:讓農民用不起化肥將帶來糧食危機

  看了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的這些話,很驚愕。如果按照溫思美的主張,讓農民用不起化肥和農藥,將會出現什么情況?可以說糧食安全必出大問題。全國政協常委、農業部原副部長張寶文說,一方面,全國每年用的化肥高達4700萬噸、農藥140萬噸,另一方面,每年產生的近7億噸秸稈大都浪費了,畜禽糞便也污染環境,沒有得到很好的循環利用。這是事實,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委員們探討和思考了嗎?

  眾所周知,中國用全球7%的土地,養活了全球1/5的人口,但是卻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單位面積上的磷肥鉀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這是因為中國人多耕地少,必須在產量中做文章,如果中國沒有使用這么多化肥,或許早就需要大量進口糧食了。再說糧田與灌溉面積減少,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先生曾請教了一位農業專家:如果現在化肥投入減少到1984年的水平,我國的糧食產量估計下降多少?專家的結論是產量至少下降一半。數據顯示,1984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40731萬噸,化肥投入為1739.8萬噸,到2007年,我國的糧食產量為50160萬噸,化肥投入為 5107.8萬噸。

  這幾年去農村調查,我問過很多農民兄弟,如果把化肥減少一半,有的說減產三四成,有的說五成,甚至有的說六成以上,現在種田也有化肥依賴癥。農民也知道不做虧本生意,如果農民買不起化肥和農藥,農民就不買了,糧食夠全家人吃就行,造成的后果就是嚴重減產,糧食危機就很快降臨。

  喬杉:應是補貼農家肥而非抬價化肥

  委員們提到的情況,在農村是確實存在的,化肥使用過當的問題,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視。問題如何解決?溫思美委員在會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了一句話,“靠說服是沒有用的,必須采用市場手段”。市場的問題只能通過市場手段去解決,用市場手段推動農民使用農家肥,從而控制化肥的使用,這是恰當的。說到底,農民之所以不像過去一樣大量使用農家肥而施用化肥,就是因為市場的調節。

  相對于化肥,大量使用農家肥不僅可能對產量造成影響,而且這是以大量耗用勞動力為前提的。如果農民使用農家肥生產出來的有機農產品,能夠在市場上通過價格體現出來,農民一定會愿意大量使用農家肥。問題是,現在的農產品價格擠壓了使用農家肥的勞動力價值,農民花費大量時間和勞力使用農家肥,很難通過農產品價格體現出來,因此農民只能大量施用化肥,把時間省下用來打工。

  理想的狀態是大幅提高農產品價格,特別是有機農產品價格,以此吸引農民大量使用農家肥,從而達到控制化肥的使用目的。但在目前的市場環節中,誰愿意主動讓利于農民?而由國家強制調節,既有違市場規律,也有可能引發物價波動。真正采用市場手段,一個可行的方案是國家對使用農家肥進行價格補貼。也就是說,農民使用農家肥增加的勞動力成本,由國家買單。國家可以對綠色節能產品進行補貼,對綠色農產品為什么不能補貼?這才是真正的市場手段。而大幅提高農藥、化肥的價格讓農民用不起,顯然并非市場手段,而是簡單的行政手段。

  陳一舟:漲價讓農民用不起化肥的精英傲慢

  漲價讓農民用不起化肥農藥———乍看上去當然是理直氣壯的:一方面全國每年用的化肥高達4700萬噸、農藥140萬噸,另一方面每年產生的近7億噸秸稈大都浪費了,畜禽糞便也污染環境,沒有得到很好的循環利用。但細一想,這卻很古怪和悖謬:憑什么讓農民用不起化肥?再者,農藥化肥大幅漲價,農民就會放棄使用而改去“拾糞”了?這顯然是一種自以為是、脫離實際、自我按摩的精英邏輯。

  當前,農民放棄“拾糞”而改為使用化肥,無非是因為使用化肥節省勞動力、提高勞動效率。這就跟我們現在習慣坐汽車放棄毛驢車、使用鋼筆放棄毛筆一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整個社會都進入了工業現代化社會,工廠的工人作業都有了流水線,農民種地使用化肥還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農業生產沒有實現“循環經濟”,“畜禽糞便污染環境”,那也不是農民的錯。

  “以前農民一大早起來,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糞,現在對他們對畜禽糞便等農家肥都不愿費力氣了”,如此這般沒有營養的感慨大抵有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味道 ———如果按照這種精英邏輯,汽車、電腦、手機這些現代商品不僅大量消耗資源,同樣也污染環境,可如果讓代表委員們在工作中都放棄電腦而使用手寫,放棄汽車、手機、電子郵件和互聯網,重拾過去坐馬車毛驢車出行、寫信與外界交流的“老傳統”,恐怕沒有一個人會同意。

  如是“漲價讓農民用不起化肥促進環保”的精英邏輯,其實跟“提高油價水價電價促節能”說穿了是一個調調。打著環保、節能、產業結構調整、資源保護等冠冕堂皇的旗號,漲價似乎就具有了合法合情合理的空間。可油價再高,公民家里的車也不能總是停著不動,化肥漲價再多農民該用還是要用,到頭來無非是增加了農民負擔,最終還是要體現在農產品的價格上,讓社會大眾為之買單。

  郭兵:“讓農民用不起化肥農藥”有多荒謬?

  化肥農藥被濫用,是因為其市場價格太低,以至農民不愿再費力使用農家肥,如此雷人的觀點,竟然出自一位農大副校長頭腦,果然荒唐得可以。難怪有網友挪揄:按照溫委員的這種思路,當年的毒奶粉也無需問罪三聚氰胺了,誰讓奶粉的價格那么低呢,倘若高到家長們都買不起,還會有孩子中毒嗎?

  農民們買不起農藥化肥,就會重新背起筐子去拾糞,農產品自然回歸到了綠色無污染,這個看似靠譜的邏輯推斷,其實也是一廂情愿,幼稚的可以。農業的低回報原本就影響著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如果再通過生產資料漲價人為抬高其種地成本,很多農民可能不是重新回到低收薄利的原始狀態,而是棄耕不種了,這樣的惡劣后果,恐怕是誰都不敢想象的。

  在食品安全備受關注的今天,思考如何才能讓大家吃上綠色、安全、無公害的農產品,這本是一份責任擔當,但溫委員上述“讓農民用不起化肥農藥”的解決思路,卻顯然是一個并不靠譜的餿主意。

  倘若看得遠一些,化肥農藥被濫用危及糧食安全,其實是一個國際話題。早在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遜夫人在其《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就曾斷言農藥泛濫若不被制止,將會嚴重危及糧食、污染環境,乃至最終威脅人類生存。從那時起,人們就已開始關注和反思農產品的安全問題。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很多國家已經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那就是,一方面通過科技創新降低化肥農藥的負面危害,以及借助推廣生物技術等減少其使用量;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綠色認證、市場準入制度等,提高綠色農產品的競爭力,同時通過種植補助、價格補貼等措施,提高農民種植綠色農產品的積極性。這才是確保農產品安全的正解,也才是我們今后應當努力的方向。

  用高價化肥農藥,倒逼農民重新“出去拾糞”,這一思路背后其實還暗含著這樣一種心態:綠色農產品少了,是因為農民變懶了,“不愿費力氣了”。很多網友對溫委員的言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不僅是因為其思維荒謬,更在于這種不負責任的簡單歸罪于農民的錯誤態度。

  鄧海建:“提價促農民不用化肥”是個啥主意?

  化肥農藥既然用起來省事,再勤勞的“勞動伯伯”也會小小偷懶一下——溫委員敏銳捕捉到了這一信息,認為應該“以漲價促他們繼續使用畜禽糞便”。這話當然不是沒有道理:一方面,全國每年消耗的化肥高達4700萬噸、農藥140萬噸;另一方面,每年產生的近7億噸秸稈大都浪費在焚燒里,畜禽糞便也污染環境,沒有得到很好的循環利用。溫委員甚至還動情地介紹說,“以前農民一大早起來,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糞”,現在農家肥都不愿費力氣了。

  這個邏輯很含蓄,翻譯得直白一點,應該是這樣一個說法:現在的農民懶惰了,于是化肥農藥用得濫了,于是農家肥就用得少了,再于是靠農家肥養活的 “有機蔬菜”等就稀罕了。食品健康的板子,輕飄飄就打上了農民的屁股。這令人聯想起一個現象:有人要看原生態的風景,刀耕火種、篳路藍縷,于是就不肯讓風景里的人過上現代生活,覺得這是破壞了主體的審美情緒;但你若是讓他過上這種情思綿長的“美好日子”,他是一刻也過不下去的。

  如果因為想吃有機蔬菜,于是希望“農民一大早起來,都要拿筐子出去拾糞”,這是何其荒唐而自私的想法。任何時候,“省力”都是推動時代進步的引擎。洗衣機洗的衣服未必如手洗的干凈,為什么我們還要用洗衣機?火車飛機都可能發生故障,為什么我們不步行?……農民用化肥農藥沒有錯,因為農業現代化必然要終結“撿糞”的日子,譬如生物農藥等,早就可以破解農藥殘留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公共治理為什么不能從源頭上管控好農藥化肥?如果市場準入門檻是干凈的、健康的,濫用問題豈會久治不愈?

  農民也是人,是人都希望享受到現代生活的科技化、便捷化。你坐上了汽車,不能要求別人騎著毛驢過“低碳生活”。再說,對農村稍有了解的就知道,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格局早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去打工的越來越多,婦女、老人、小孩,在很多地方已經是農村經濟的主力軍。事實上,農村也正遭遇著 “用工荒”,哪里還有充足的勞動力“迎著朝霞去撿糞”?

  “提價促農民不用化肥”,這樣的路徑依賴并不鮮見。市場經濟體制健全與否是一回事,關于漲價的詭辯論卻是早就駕輕就熟,這些年,公共決策的時候很流行一種說法,叫做“以提價促…”:譬如以提價促節電、以提價促節水、以提價促節約汽油、以提價促消費者對身份的認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價格手段成了萬金油,于是漲價從羞答答的“失足婦女”、一躍而成為圣神的“貞潔烈女”。

  這樣的邏輯之所以可疑,一是因為它是以懲罰的手段、幻想扭轉客體的觀念,而觀念是個意識問題,就算被罰得叮當響,思想也不會盛開得像花兒一樣;二是它預設了一種對立的情緒,公共政策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將相對人臆想為壞蛋、惡人,遺憾的是,這些政策調整的內容又不是法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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