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消費時代的到來，消費者對吃的要求從吃飽轉向吃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緊跟消費者的需求，食品供應商開始著力提供越來越多的標準化食品，比如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這些不同的食品標準實質上更多地對應著不同的農資投入標準，如可不可以用或者用多少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等等。追溯到生產環節，實際上牽涉到包括農技員、農資人和懂技術的新型職業農民在內這些“基層作物醫生”所秉持的中西醫之道。
通俗來講，就像人餓了要吃飯，生病要吃藥一樣，作物生長靠肥料，有了病蟲草害就要打藥。因此，就像人看病有中西醫兩種選擇一樣，對于作物的“吃藥”問題，同樣存在著“中醫派”和“西醫派”之爭。隨著農業觀光旅游的熱潮到來，許多消費者去采摘果蔬，經常會聽到“我們的草莓不用化肥、不打農藥，是有機的”諸如此類的所謂“中醫”之言。而一些崇尚“西醫”理論的人來說，就會認為不用化肥農藥，產量低，見效慢，病蟲害嚴重，產品價格貴的結論。
以上認識不能說不對，都是在個人實踐基礎上獲得的，但可以說并沒有用發展的、辯證的思維來加深認識。無論是崇尚“中醫之道”，還是信奉“西醫之術”，還是采取“中西醫結合”，殊途同歸，都是在尋求優質安全農產品的農資投入之道。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標準就是把投入標準細化為可操作的“配方”和“藥方”。大眾對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的妖魔化，關鍵不是化肥和農藥自身的問題，而是“基層作物醫生”在開藥的時候，劑量用超了，帶來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投入過量導致農產品質量偏低和價格過高。類比來講：食物“吃撐”、藥物“濫用”，“孩子”還能好好生長嗎？
對于處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效關鍵期的中國農業來說，在農技推廣體系還未實現全覆蓋，新型職業農民隊伍還未完全成為主力軍的階段，徐江老人和他所代表的農資人群體實際上擔當起了“基層作物醫生”的角色。就像藥店的藥劑師，也會給顧客提出買藥的處方建議，實際上就是在行醫，深究他們的資質或者能力則是另一個話題了。因此，要實現農業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滿足人們吃得健康和安全的需求，農資人是應該也必須重視起來的一支力量。
當國家啟動“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后，一些傳統農資人對行業發展大唱“哀歌”，卻沒有看到所蘊含的巨大機會。這其實給了農資人從“賣藥”向“行醫”轉變的空間，真正深入到田間地頭，根據作物的營養所需和病情特點，配以合適的“食療”、“藥方”，以更加精湛的“醫術”，贏得農民的信任，到那時，沿街叫賣的“藥販子”、“肥騙子”就會真正成為時代記憶了。
以徐老的實踐來看，在“化肥農藥零增長”的大背景下，作為主打“中藥”牌的生物肥料和生物農藥，必然迎來新的發展契機，但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首先，政策要跟上，除了對生物肥藥企業采取政策傾斜，開辟專門的生物肥、生物藥或藥肥合一的認定通道，更要給使用生物藥、肥的農產品訂立標準，以實現優質優價。科研要“應用效果”與“機理解釋”并重，不僅要“用著好”更要“說清為啥用著好”。農資人“行醫”要先醫再藥，不僅僅是為了賣產品，更重要的是通過診斷給出藥方，鉆研怎么把藥或肥進行組配，給農民提供一學就會的“傻瓜套餐”。
